从中可以看到，进入21世纪之后，以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为主题词的发文量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约在2015年，后者终于实现反超，并有持续之势。

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上述分化，造成经济学界在理解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理论。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类型学划分，将所有市场经济理论区分为三个类型，分别是市场经济理论1.0、2.0和3.0（孟捷，2020b）。自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来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属于市场经济理论1.0；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提倡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属于市场经济理论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属于市场经济理论3.0。市场经济理论3.0是对2.0的发展和超越，并与市场经济理论1.0形成根本对立。

第一，两种理论对市场与国家、经济与政治抑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存在迥然不同的理解。市场经济1.0理论主张，市场与国家、经济与政治的区别是不同类型制度的区别，在经济运行中，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不应发挥实质性的干预作用。而市场经济理论2.0和3.0则主张，经济和政治并非两类截然不同的制度，政治权力也可以承担生产关系的功能，并因此嵌入经济之中，成为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

第二，两种理论对市场经济当事人的认识不同。在1.0理论看来，市场经济的当事人只有私人企业，而在2.0和3.0理论看来，市场经济的当事人还包括国家乃至竞争性地方政府。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三维主体（即企业、国家和地方政府）构成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一维主体的市场经济，要正视国家（甚至党）和竞争性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当事人的作用（史正富，2013）。

可以在界分市场经济1.0和3.0理论的基础上，绘出一个坐标系，以展示当代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分化（图4）。图中的横轴代表经济学家所属的理论范式，纵轴代表对中国经济的历史制度分析，这样我们就得到四个向度，横轴的两个向度分别代表两种经济学范式，纵轴的两个向度代表那些以上述范式为基础的历史制度分析。这些向度界定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象限，即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

第一象限的特点是3.0理论范式和3.0制度分析的组合，它代表了我们心目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象限则是1.0理论范式和1.0制度分析的组合，代表着与自由主义传统相契合的中国经济理论。图4将诸如财政联邦主义、GDP（国内生产总值）锦标赛竞争论等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理论置于第三象限，这是因为，在解释地方政府行为时，上述理论大体倾向于将地方政府的作用局限于减低交易成本，在此意义上，它们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孟捷、吴丰华，2020）。

除了上面两个截然对立的象限之外，中国经济学还存在一些具有过渡性质的理论，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模式的制度分析破除了许多自由主义的教条，但在纯理论范式上，却依然沿袭了属于市场经济1.0理论的比较优势学说，这种矛盾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影响力。^[13]

中国经济学知识的生产和治理

改革以来，伴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两重知识生产和真理体制并存的格局，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知识生产体制，另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生产体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私人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获得了普遍的发展，与之相应的结构性力量需要通过特定的知识体系表达其利益和诉求。

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居于阿尔蒂塞所谓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这样一来，两种知识体系、两种真理体制在诸如学校、出版、传播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的长期并存，就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现象。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种极具进攻性的知识生产和真理体制，它不仅沿袭传统自由主义，将市场或价格机制作为唯一可能的资源配置方式，而且试图以市场原则蚕食并重构社会和国家，这样一来，它就不仅代表着一种学术霸权，而且对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直接构成了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坚决反对“全盘私有化”，要求建设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产权体制。

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线；2011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同志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不搞私有化”；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14]

围绕私有化问题的利益和政治纷争，必然反映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比如，以学术期刊的论文发表为例，如图2所示，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与提倡私有化的西方经济学家如科斯、哈耶克等人相关联的文章发表量（同时包含赞成或反对他们的论文）几乎一直在持续增长，直至2012年以后，才开始明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