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或话语生产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官方的政策话语的生产，另一种是学术话语的生产。这两种话语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在知识生产和治理中要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当前，政策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化（或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是经济学知识生产中的主要瓶颈。应设法鼓励相关学术话语的创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

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图片来源：新浪微博）

第二，知识生产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一个“分散决策”的环境。正如前文论及的，20世纪20—30年代，资本主义制度陷于风雨飘摇之际，凯恩斯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提出，分别代表了两种革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路线，其宗旨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体系中分别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知识体系的生产和治理，应顾及到知识生产的这种分散的或去中心化的特点，在资金分配、课题立项、教科书编纂、学术评奖、人才选拔中，应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乃至不同学派的竞争，以更好地发挥学术话语作为“工具箱”在社会主义话语实践中的作用。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学知识生产中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市场”：来自各种海外基金会、跨国公司及其他市场主体的捐助，对经济学知识生产起到了不容忽视的诱导作用，在大学和这些市场主体之间，全然没有任何制度、政策所划定的清晰的边界，换言之，被科斯等人讥刺的“思想市场”，在相当程度上却成了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前引科恩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对这一“市场”加以必要的限制和管理，是一个亟待提上议程的问题。在大学、研究机构的知识生产与市场（资本）之间，应当建设某种“防火墙”，确立适当的边界，以最大限度减少资本对知识生产的负面影响。

“北京共识”与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

有关中国是否存在自身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以及如何建立和发展这一知识体系的问题，近年来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仍以郑永年为例，他提到，大国发展和崛起，需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造就一个为世界接受的知识体系。

这个知识体系要回答“我是谁”这样的自我认同问题，同时也要取得外界的承认。郑永年认为，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中国还没有建立这样的知识体系：其一，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于美国为首的西方，与后者之间缺乏价值的认同；其二，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与权力无涉的独立性，加之学术生产部门的某些制度缺失，使知识分子难以胜任解释世界的使命，没能就中国模式提供一个解释性的理论。

郑永年的某些观察是非常敏锐的，但是，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他的具体论证往往流于片面。中国并非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一般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样的知识体系。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今天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知识体系的生产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

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新定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不仅为改革实践提供了指引，而且解释了改革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于这一知识体系是否还有改进的余地，在何种意义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学理化，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这样的知识体系存在和发展着，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问题只在于，这一知识体系迄今还没有为西方所接纳。依照郑永年的看法，要解决这个能否被外界承认的问题，取决于能否提出一个更为科学的解释性理论，为此郑永年（2018：92、98）写道：“首要的任务是生产出能够解释社会的知识体系。“只有在世界解释好之后，才能把世界改造得更好。”“如果不能产生一整套能够解释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就很难争取到和西方的平等话语权。”有趣的是，郑永年（2018：69）在其著作里还曾提及福柯，认为福柯强调了权力对话语形成的影响；可是，他的那种以为话语权取决于能否预先生产出真理的观点，表明他并没有真正理解福柯的思想。^[19]

从福柯的观点看，根本不存在脱离特定权力关系的真理；知识无法在权力之外被生产出来。郑永年所设想的先生产出真理，然后再取得话语权的观点，与福柯本人的思想可谓南辕北辙。中国的知识体系能否被外界接纳，并不单纯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生产的问题，而是能否经由自身的发展道路，在世界体系的权力结构中—最终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超）国家机器内部—获得相应的权力，进而得到身份认同的问题。只有在获得这一权力的同时，才会有为西方所承认的中国知识体系。

因此，这也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为承认而斗争”的问题。只要我们认识到，任何一种得到承认的知识体系，同时也是一种被接纳的权力，那么所谓中国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是一个伪命题，至少不是一个可以撇开现实权力结构而单独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