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选择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在这一发展道路中产生的知识体系，它解释了当代中国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的问题。

近年来，受到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怀疑中国是否拥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看法。这些看法的得出不是偶然的，究其根源，首先反映了在面对当代世界体系中的话语霸权时所产生的畏难情绪，其次也反映了不同的知识体系或真理体制在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的并存及相互竞争的格局。

在经济学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种本土版本，就是两种并存的知识体系，并在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中同时发生着影响。这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并存和相互竞争，在奉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它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权力之间的并存关系：一方面是党领导下的国家经济治理，另一方面是追逐自身利益的私人资本。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知识治理而言，问题不在于用一种知识体系消灭另一种知识体系，而在于限制和诱导与资本权力相关联的知识体系的生产，在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确立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领导权。

本文以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知识的生产和治理为核心，依次涉猎了如下问题。

首先，我们简略地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和知识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并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思想（经过适当的批判后）视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其次，从权力与知识共生的角度追溯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比较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及其对社会实践的影响。再次，梳理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演进和分化过程，这一分化造成了两种知识体系或真理体制的并存和竞争格局，即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1]

依据文献计量学的分析，在中共十八大以前，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题词的论文发表量，长期以来呈上升态势，十八大以后，其数量开始下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文量则出现了明显增长（见后文图1一图3）。最后，评析了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等人关于“思想市场”的观点，指出这一观点的政治保守主义实质，同时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知识治理，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制度和策略分析。在尾论里我们强调，所谓中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观点是一个伪命题。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知识与权力

从启蒙时代以来，社会理论的建构一直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科学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理论必须采取的外在形式。18世纪的启蒙哲学反对旧形而上学从抽象原理出发演绎出知识体系，主张接纳牛顿在认识自然时运用的方法，即将一门知识的建立视为对实在加以分析和思维重建的过程。

用德国学者卡西勒的话来说，这种来自自然科学的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于“18世纪哲学从一开始就把自然问题和历史问题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力图用同样的思想工具处理这两类问题。它力图对自然和历史提出同样的问题，运用同一种普遍的“理性”方法”。^[2]

然而，科学主义对于社会理论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理论真的是像启蒙哲学想象的那样，是按科学标准建立起来的。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的，在阶级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主导了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治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马克思画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结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考察，同时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知识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生产过程，开展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批判一方面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如何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生产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细致的、可称为“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它要小心翼翼地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成分从其意识形态的封土中剥离出来。

马克思还断言，如果说在1830年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还属于这种具有双重意义的思想生产的话（即一方面是知识的生产，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在1830年以后，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