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政治—历史哲学发端于毛泽东，他在批判地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中，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意味着，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方法论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河。^[12]以这种政治—历史哲学为背景，邓小平（1994：311）在改革伊始宣布：“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他进而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1993：113—114）类似地，习近平（2014a：86）也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习近平（2014b：67—69）还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与这种观念相适应，是在改革之初形成了有关市场和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一般性看法，如邓小平（1993：373）最初提出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这种图景的指引下，改革开放的实践开启了一个将建构理性和自发演化融于一炉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制度变迁过程的自我意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制度变迁的历史顶点，而是将市场和国家的协同演化作为制度变迁的根本特征，并将这种持续的制度变迁看作通向未来社会的过渡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规律。

这样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预先注定是一个对实践开放的知识体系，它滥觞于一种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没有将任何既有理论作为教条来对待。如果以一些形式化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似乎显得较为粗糙，但它是对未来开放的，因而有着勃勃的生机。相形之下，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在形式上显得更为精致，却是历史终结论的一根支柱。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严格讲来是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形成了一种至少是实质意义上的霸权。

美国学者史蒂夫·科恩（Steve Cohn）曾经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在我国改革初期普遍受到欢迎的九点理由：（1）中国经济中一些遗留的慢性病要求引入新的分析方法；（2）西方经济学家被认为在处理市场经济方面具有更好的专业知识，中国知识分子也渴望与西方经济学家一样参与国际性经济学探讨；（3）在1949年前曾在西方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渴望能与西方同仁重建学术联系；（4）民众对价格和利润等市场术语更为熟悉；（5）新古典经济学借用数学形式包装自己，使自己外表上显得更为科学；（6）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和学生渴望去美国学习，或者在外企工作；（7）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教育被外资企业视作价值观上不再抑制商业的标志；（8）“文化大革命”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严重下降；（9）新古典经济学的亲市场思想迎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学知识的生产和治理了中国共产党内市场化的拥护者（科恩，2017a）。

这些因素可以进一步分类，归纳为以下几方面理由：其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崛起，科恩的第二、第四、第六、第七、第九个理由均与此相关；其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意识形态的衰落，如科恩提到的第一和第八个因素；其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主义外表，这是第五个因素；其四，一些在中西方之间促进经济学交流的因素，如科恩在此提及的第三个因素。

不过，这里提及的还是较为肤浅的、偶然的人际关系的因素，正如后文将提及的，科恩还对促进中西方交流的更为深层的制度因素做了分析，正是这些制度因素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在全球知识生产中的霸权。

重要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改革后的中国不仅是作为专业知识传播的，它还是一种世界观的核心。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接纳同时也引入了一种新的真理体制，后者描绘了经济现实所应趋向的未来形象。汪晖曾就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世界观的意义做了如下阐述：“今天······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学科是新古典经济学。这是在90年代的发展。在80年代，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仍在计划经济中接受训练。他们已经从西方学到了一些东西，但他们完全处在共产主义的体系中，并且一旦开放政策宣告成立，完全能够适应和改造它。

有些更为激进的经济学家，··致力于在中国引入纯自由市场理论，但它们对国家来说并不十分有用，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在1990年以后，哈耶克的思想获得了真正的优势。今天经济学—在中国，最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已经获得了道德的力量。自由放任的原理形成了一种行为准则······没有行为者能够违反。所以目前的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性学科，和其前身一样：它也是一个必要的世界观。”（Wang，2003：77—78）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霸权形成过程中，一系列制度因素，尤其是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美国相关联的制度因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科恩追溯了这方面的历史，提供了一些重要背景和材料。

科恩（2017a）写道：“如同早期的西方传教士一样，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 和几个西方基金会希望与中国的同仁分享他们对真理的认识，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也相似地希望与中国决策者共用同一种表达话语，西方政府和国外投资者希望在中国发展一种能与他们对互惠互利的观念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尽管这些国外影响都是被国外利益所驱动，它们中的大部分还是受到了中国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