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尽管社会权力结构派生出这样的知识生产的需要，19世纪下半叶以降资产阶级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更迭却远非一帆风顺。新的知识体系从产生到成熟，即从19世纪60年代的边际主义革命，至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真正崛起，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战争、革命和殖民体系的解体连绵不断，资本主义一直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

19世纪晚期出现的边际主义以及建基于此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重新定义了与国家治理相对应的“自然”。在抛弃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新古典经济学一方面在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来解释市场机制协调资源配置的作用，另一方面成功地将阶级对立从社会经济的“自然规律”里刻意排除了出去。

边际主义分配论的重要代表、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这样写道：“社会收入的分配受自然规律的调节，如果自然规律能顺利发生作用，并不产生摩擦，则每个生产要素能创造多少财富，就能得到多少财富。”就这样，通过重新界定传统自由主义所理解的“自然”，新古典经济学为限定国家治理术的范围提供了新的依据。

新古典经济学的另一特点，是发展了一套由数学包装起来的理论。这种科学主义的深度伪装，经常让人误以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以公理为前提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而忘却了权力在派生这种知识体系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还是以新古典主义分配理论为例，它在给定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运用数学中的欧拉定理，证明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会在要素所有者之间依照他们各自的贡献恰好分配净尽。

这个结果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不会有任何分配上的矛盾，这是一个由数学原理证明了的“和谐社会”。然而，即便我们将生产函数的合理性问题撇在一边不谈，新古典分配论的这一数学证明，需要假设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性，只有在这一假设下，社会生产的产品才能分配净尽；一旦假设报酬下降或报酬递增，就会出现产品不够分或者分不净的情形。为了避免这些麻烦的后果，新古典分配理论只能维持报酬不变这一假定。^[6]

在边际主义经济学出现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没多久便经历了世界大战、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危机所掀起的巨大动荡。新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知识体系再度面临被倾覆的威胁。革新这一知识体系的客观需要又再度产生了，这一次革新采取了两种不同的路线或形式。其一是凯恩斯主义，它承认单靠市场本身的自我调节，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主张接纳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尽可能地将其制度化或合法化。

正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指出的：“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依赖关系的思考，建立在下述单一假定上：工资下降刚性”；“构成凯恩斯思考的基础‘最终自变量’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谈判所决定的工资单位’”。“正是在这里，围绕着这一主题，凯恩斯的理论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它认识并且利用了工人阶级在其完全自主性上表现出来的权力。这个阶级既无法被镇压，也无法被消灭。唯一的选择就是理解这一阶级的行动并对其革命加以调控。”（奈格里，2020）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另一方面，关于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凯恩斯提出：“以我自己而论，我对仅仅用货币政策来控制利息率的成功程度，现在有些怀疑。我希望看到的是：国家机关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进行投资。”这样一来，如奈格里所指出的，在凯恩斯那里，“国家干预的法律形式和其他的间接形式都还远远不够。国家仅仅确保联系当下与未来的基本经济惯例也完全不够，还需要更进一步。国家本身必须成为一种经济结构，并且凭借成为一种经济结构而变成一种生产性主体。国家必须成为所有经济活动负责的中心”。

凯恩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撕开了一个裂口，他拒绝了后者对市场的“自然性”的界定，大大拓展了国家治理术的范围，引入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原则。

革新资产阶级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另一条路线，是提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发轫于德国弗莱堡学派，瓦尔特·奥伊肯（Walter Eucken）是该学派的主要代表。20世纪20年代晚期，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等为代表的一些新自由主义者聚集于巴黎，勾勒了这一流派的经济和政治愿景。^[7]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类似，旨在提供一套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新理论，将其从日益深沉的危机中挽救出来，并为其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但在具体的理论和政策规划上，新自由主义却迥异于凯恩斯主义。以弗莱堡学派为代表的德国新自由主义者提出了如下主张。

第一，要有一个足够抽象的以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模型，用于论证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该模型所表达的市场经济的形式化原则在现实中是无法完全实现的，只是一个目标、一种规范。这样的模型日后被称作参照系理论。

在新自由主义内部，对参照系的选择是有差异的，作为当代新自由主义主要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将完全竞争市场及其一般均衡作为参照系，并以此解释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的静态效率。其他派别如奥地利学派，则批评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市场论，试图提出一种更加注重企业家作用的动态理论来达到类似目的。不过，和前者相比，奥地利学派的数学形式化程度较低，影响也相对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