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新古典经济学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对这一命题需要作如下解释。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比如，它还包括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那么，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相较于其他流派，构成了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呢？在笔者看来，这是由于只有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微观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广为流行的参照系理论的缘故，这一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及其资源配置效率。从其结构来看，新古典经济学是由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理论共同组成的，在这些理论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崛起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何看待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却可能存在分歧。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评论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等人的研究时就曾提出，以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与其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不如说是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斯蒂格利茨，1988：12、15）。依照这种理解，将新古典微观理论划归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难以成立的。但是，笔者认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究竟是否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取决于这一理论“自在的”性质（如斯蒂格利茨所理解的），而在于其在何种意义上被大多数新古典主义者看待和利用。在新古典主义教科书和论文里，微观经济学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用于证明如下结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人类的一种经济组织，而且是唯一合理的经济组织。这种理论的意识形态效果，恰恰就是新自由主义所追求的。那些表面上偏离了新自由主义的学说，比如新凯恩斯主义，由于在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概念中依然默认了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参照系，就被一根或明或暗的线和新自由主义牵连在一起了。

[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曾指出：“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只是在18世纪（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才取得了科学的形式。”（恩格斯，1956：657)

[3]多译为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

[4]“政治经济学所发现的，不是一些先于治理术运转的自然权利，而是治理实践本身所特有的某种自然性。治理行为的对象具有一种其独有的自然。治理行为本身具有一种特有的自然并且这种自然才是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福柯，2018：22）

[5]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为例，他“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参见马克思（1972：16）。

[6]新古典经济学的伪科学主义，在所谓阿罗—德布鲁模型中达到了巅峰。这个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全部理论的核心，因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资本主义是否能永远存活下去—的论证，是由这个模型给出的。阿罗—德布鲁模型在假设技术、资源、消费者偏好等均为给定的前提下，证明了完全竞争市场一般均衡的存在。阿罗—德布鲁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这类模型最早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那里就遭到了批判，在熊彼特看来，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资源配置理论抽象了创新，不是一个解释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熊彼特，1990）。现代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对阿罗—德布鲁模型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批判，他指出，该模型所依赖的假设不仅没有为接纳技术创新留有余地，且无法通过对模型的改进以纳入创新（斯蒂格利茨，1998：173）。

[7]福柯（2018）在其《生命政治的诞生》一书里，对德国和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做了细致的学术史研究，笔者在此参考了他的论述。

[8]福柯（2018：180）提及，弗莱堡学派的观点启示了美国新自由主义，尤其是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的理论。诺思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学者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改革以来对中国经济学影响最大的国外经济学流派。

[9]此处的图景一词来自熊彼特（1991：73—79），他在《经济分析史》里区分了图景和理论，前者指的是理论家对现实世界的根本态度和看法，具有前理论的特点，但对理论的建构有根本影响；每一位思想家首先形成的是图景，此后理论才被编制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勾勒的图景，即他们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演化过程的看法，也影响到熊彼特及当代演化经济学。

[10]“参照系是一面镜子，让你看到各种理论模型或现实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之间的距离。一般均衡理论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参照系。”“通过与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参照系相比较，人们就可以知道一个……经济制度安排在资源配置和信息利用的效率方面的好坏，以及现实当中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安排与理想的竞争市场机制相差多远，并且提供相应的经济政策。”参见田国强（2005）。

[11]从体系结构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参照系、市场失灵与国家的经济作用诸理论构成的整体。参见孟捷（2018a，2020a）。

[12]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的详细阐述，可参见孟捷（2022）。毛泽东的政治—历史哲学思想可以溯源到新民主主义时期，他曾指出：“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毛泽东，1996：109）；“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1991：1079）。

[13]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本·法恩（Ben Fine，亦有译为本·法因）及其合作者曾撰文批评新结构经济学，指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内在矛盾，即一方面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又刻意偏离了新古典经济学。Fine and Waeyenberge（2013）写道：切近地考察新结构经济学，却表明比较优势这一核心理论概念在性质上是有缺陷的，同时也揭示出，它坚持致力于以有缺陷的、不连贯的方式应用新古典经济学，且伴随着政策范围上的一贯狭隘性。通过承认国家可以凭借其制度和政策措施影响比较优势，允许比较优势在时间中因要素禀赋的变化而改变，以及接纳外国直接投资，新结构经济学形成了和新古典经济学内在基础的偏离。

[14]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对公有制怀有偏见的作者，从这些现象中观察到，提倡私有化的话语实践在中国面临着被挫败的局面：中国官方文件并没有明确地接纳“私有化”，决策者偏爱谈论“重组”或“所有制多元化”。事实上，在官方措辞中，“私有化”一词变得越来越带有贬义，充满了一种行为不当的含义。他们不无担忧地认为：似乎不证自明的是，这些自我设置的意识形态界限将会扭曲当代中国公有制的演变。参见Tsai andNaughton(2015:11)。

[15]亦有译为爱德华·萨义德。

[16]对财政联邦主义乃至锦标赛竞争理论的进一步批评，可参见孟捷、吴丰华（2020）。

[17]参见Director(1964);Coase(1974)。

[18]“不是认识主体的活动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体系，相反，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参见福柯（2019：29）。

[19]郑永年不仅相信科学的知识体系的生产是大国崛起的前提条件，而且认为这样的知识体系是注定普惠于全世界的。他以英国为例写道：“古典自由主义的确立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当然，这个理论体系既有利于英国，为英国在全球的贸易做了合理的论证，同时也有利于全世界，推动了世界贸易经济的发展。一个利已利人的思想体系也使得英国在很长时期里掌控了世界的话语权，充当了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者的角色。”（郑永年，2018：99—100）在这里，他自相矛盾地陷入了他所批判的西方知识体系的陷阱。

[20]Williamson（1990）界定了在“华盛顿共识”一词中作为权力象征的“华盛顿”的含义，提出这里的华盛顿包含着政治华盛顿和技术官僚华盛顿这两个方面，前者涉及美国国会和政府的高级成员，后者则囊括了国际金融机构、美国政府的经济部门、联邦储备委员会和一些智库。

[21]Williamson（2000）提到，1985年，美国财政部公布了旨在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的“贝克计划”，敦促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将私有化作为官方对外政策的内容，从此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便开始致力于推动拉美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私有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