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再生产》一书里，阿尔都塞曾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的阶级冲突发表过如下看法。他提出，第一，这种冲突，事实上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前哨站。“经济的斗争总是停留于暗处，这是它的宿命，因为它是最重要的。政治的斗争最终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爆发，它集结起一切力量来保障自己最终战斗（即为国家政权而进行的战斗）的方向。

”至于意识形态的斗争，“通常领先于政治斗争的公开形式，甚至是遥遥领先于它们”（阿尔都塞，2019：315）。第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的这种冲突之所以重要，在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职能是维护特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学校为例，它被阿尔蒂塞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因为学校掌握着未来，即一代又一代青年。

一种可能的危险是，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所贯彻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而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旧意识形态（阿尔都塞，2019：199—200）。第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相比于其他国家机器而言，是最脆弱的部分，之所以如此，在于它们是多样化的，并且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直接联系。

一旦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生动摇，剩下的就是最后的堡垒，即由镇压性国家机器所捍卫的国家权力。在这里，阿尔都塞（2019：317—318）发挥了葛兰西提出的阵地战思想。所谓阵地，就是由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构成的堑壕，战斗在这些阵地展开，意味着首先这是一种前哨战，其次这也是一场持久战。

如果说在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或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话，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校依然具有这种地位。作为在生产关系再生产中居于最重要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学校是各种斗争开展的场所。不同社会势力、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而且反映世界格局的变化），都集中反映在学校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就经济学知识生产而言，斗争集中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学术期刊社等机构内部，它们是更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知识生产的目标同样是服务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在以高校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的并存和竞争，派生出本文所谓经济学知识生产的治理问题，这种知识治理的根本任务，是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对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生产以及这一生产所依赖的权力关系加以调节，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再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知识治理，通常并不限于一国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还有一个国际的维度。从前述科恩的描述可以看到，新古典经济学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的成长，是在域外结构性力量的支持下实现的。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的是国与国之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相互影响、竞争乃至对抗。

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大学、出版社、期刊、学术评价和传播等机构，事实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超”国家机器，其功能不止在于维护一国内部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的再生产，而且可以嵌入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达到维护其在世界体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霸权的目的。

西方影视作品及其衍生品是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载体。（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西方意识形态“超”国家机器对于中国经济学知识生产的影响，非常典型地体现在论文的发表上。近十余年来，在国外经济学期刊尤其是顶级期刊发表论文，已成为国内高校的一种时尚甚至一种“制度”。然而，正如不少人注意到的，许多国外期刊的编辑和审稿人经常是先入为主地以新自由主义标准看待中国发展经验的。

这样一来，为了谋求发表，论文作者就会以削足适履的方式将中国经验硬塞进新自由主义分析框架，以逢迎这种标准。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中国经济学知识生产，就非常类似于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15]（他深受葛兰西的影响）所批判的东方学，这种东方学所描绘的东方，满足了西方对后殖民时代的想象，事实上服务于西方在全球的话语霸权（萨义德，2007）。

上述现象的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为解释地方政府竞争而采用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Qian and Weingast，1996；Montinola，Qian，and Weingast，1995）。这一理论较早考察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权改革，将地方政府竞争视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特征，就此而论，相关作者是有一定贡献的。但问题是，在具体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动机时，这类理论暴露出它不过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这体现在，第一，它将政府行为限定为界定产权、监督合同的履行、提供基础设施等，换言之，政府的作用大体被局限在减低交易成本这一范围内。第二，在解释地方政府动机时，它将其归于追求税收的最大化。但问题是，照此理解的政府和斯密笔下的“守夜人”政府，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认为中国地方政府追求的只是税收，其行为只是削减交易成本，背后假设了经济和政治作为制度的截然两分，以及政府只是或只应该是自由主义的“小政府”，这显然是理论上的先入之见，丝毫不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

在现实中，中国地方政府是通过土地财政而形成的租金的生产性使用者和分配者，是熊彼特意义的企业家，是市场的建构者和引领者，是公有产权的代表和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内在环节，而所有这些重要维度几乎都落在上述理论的视野之外了。^[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