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国正式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世界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的一项由世界银行委托的研究，指出了中国经济学教科书和大学经济学课程中的“不足”，建议增加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教育。结果，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在大学开设的课程中增设更多的新古典经济学课程，同时还专门成立了委员会来编写与美国教科书类似的经济学教材。

世界银行Logo（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美国的各种基金会，尤其是福特基金会在向中国输出经济学知识方面也非常积极。科恩（2017a）写道：1985年，福特基金斥巨资建立了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美国委员会，邹至庄和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DwightH.Perkins）任主席。除了资助中国毕业生参加留美项目以外，这个委员会还举办夏季研讨会，为中国教授提供做访问学者的机会，以及资助一些研究项目。福特基金会20世纪80年代资助了在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为期一年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生培训项目（所谓福特班），为赴美学习经济学的博十生提供奖学金，资助中美经济学家间的合作研究等。

珀金斯对该委员会的运作有如下论述，这些论述表明了该委员会在其援助项目背后的更深层意图：“对于这些现代经济学训练方面的努力，最初的理念是：它们将使中国毕业生准备好到国外，主要是在美国的大学，接受严格的研究生课程的训练。这方面的主要项目是每年训练经济学研究生，规模从最初的50人扩大到后来的100人，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确实到美国继续深造了。我们相信，这些学生一般要在美国花5—6年的时间，然后回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期望每年能有50—100名经济学博士回到中国。如果当中能有1／3回到名牌大学从事教学工作，这些名牌大学的经济学项目将会迅速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一旦发生，它们将进一步影响那些一般院校。在10年或最多20年的进程中，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将会被这些受过西方经济学训练的年轻人主导。他们进入决策层的时间则需要更多的时间，主要是因为进入决策层的人大多有一头灰白的头发，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如此。”（科恩，2017a）虽然因为中国博士生对归国工作缺乏积极性，上述进程一度被延宕，但最终这个项目还是如当初设计的那样运行了。

另一个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学教育“新古典化”改革的机构，是美国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该中心的内部通讯（Economic Reform Today No．4， 1999）有过如下报道：“CIPE的在中国推动市场经济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就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CES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它向数以千计的学生传授关于市场的经济学，并且影响了许多高层政策制定者。

CES的活动对在中国建立新的私人团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几年中，CIPE开始资助一些新的机构，如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有了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的资金支持，CIPE与CES在中国的8个项目上展开合作，这些项目在塑造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对私企的认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并重新促进在国外接受教育的中国经济学家回国。”（科恩，2017a）

科恩认为，CIPE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扩张的最重要贡献，是它对CES经济学博士回国项目的支持。在邹至庄、美国经济学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大批中国学生赴美国留学攻读经济学学位，但最终只有很少的毕业生回到了中国。CIPE力图扭转这一态势。珀金斯就此评论道：“来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学生并没有回国。一度······有约300名中国学生在美国，他们要么已经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要么即将获得。这300人中，当时只有一个人回到了中国任教或进入政府机关、学术机构工作。

正因为如此，CES曾经只是一个尝试着适应美国生活的年轻中国经济学者的小俱乐部，而现在，它离这个角色开始有点远了。CES逐渐变成了一个主要目的是让中国经济学者对中国现状保持了解的组织······CIPE 支持CES举行的会议虽不是造成这一趋势的唯一媒介，但确实是最关键的媒介。CES本身的存在以及它创造的联系网络，则促进了这一过程······在我看来，如果CIPE迄今对CES的资助没有用来干别的，只创造了一种让二三十个经济学家回国的氛围，那钱花得才算是值得的。”（科恩，2017a）

顶级学术期刊的内容和价值取向，是一门学科的学术研究风向标。新古典经济学的崛起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对式微，也反映在经济学期刊的变化上。科恩（2017b）试图理解这种变化的原因，他发现，最终主导这一变化的似乎是某种匿名的、无处不在的结构性力量：“笔者试图弄清审稿政策如何改变，由谁负责。最终笔者得到的印象是，这是结构性的转变，也就是它反映了广泛的力量，而不是某个人的决定。”

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分化和并存

科恩的观察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少在学术界，中国已经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居于主导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代表的知识体系相并存，形成了两种知识体系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的格局。以下三幅图是利用中国知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数据，依靠文献计量学软件得到的发文量变动趋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演变和分化的概貌。

图1反映了改革以来经济学的多元化态势，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这三种理论范式鼎足而立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图2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进入21世纪后的强势崛起；图3则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竞争性共存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