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产生世界反响，进而影响全球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生产，还可以在国外学术界围绕“北京共识”的讨论中略见一斑。2004年，美国学者乔舒亚·拉莫（Joshua C．Ramo）出版了题为“北京共识”一书，认为中国通过探索和实践，摸索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Ramo，2004）。尽管拉莫对“北京共识”的含义并未做足够充分的探讨，这一概念的使用本身却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巴里·诺顿（BarryNaughton）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Naughton（2010）曾在一篇文章里讨论了中国经济体制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与其普遍的可运用性之间的关系。诺顿在文章开篇就讨论了“北京共识”，他提出，“北京共识”能否成立取决于下述条件：关于“北京”的普遍经验能否最终阐明一些重大原则，这些原则可以塑造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发展政策。在他看来，“北京共识”的支持者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北京”决策者的独特进路对于中国引人注目的快速增长是关键性的；其二，为什么那些独特的进路同时可以运用于其他极为不同的环境。他认为，迄今为止没人能够成功地在经济学上阐明这两个问题。

所谓“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提出的。诺顿对“北京共识”的质疑，也可运用于“华盛顿共识”—为什么“华盛顿共识”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关键性的？为什么“华盛顿共识”的独特进路可以运用于亚非拉的不同国家？事实上，“华盛顿共识”这一概念的最初使用者美国学者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20]就提出过这两个问题，并借此批判了“华盛顿共识”。

他指出：“华盛顿竭力向其他国家鼓吹的经济政策可以总结为三点：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外向型经济和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然而，“华盛顿的绝大多数技术官僚都认为：美国并没有成功地实践它所鼓吹的这些政策，这不仅不利于己，也在其他国家产生了不良影响”。他同时还指出：“现在我们还难以判断，是否美国目前鼓吹的政策改革能解决拉美国家经济面临的所有关键问题。”（威廉姆森，2005）

“华盛顿共识”是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政策组合，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类似政策的提出本应更多地参照发达国家在其过去历史中的成功经验，而不是当下的政策实践，然而，“华盛顿共识”恰恰缺乏这种历史和制度的面向，它刻意回避了发达国家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奉行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依照我们所说的去做，而非依照我们实际所做的去做”的虚伪态度（张夏准，2009）。

“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政策范式，具有针对不同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兼容—排斥效应，这指的是，它一方面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另一方面则对其他经济学怀有深刻的敌意。正如Williamson（1990）指出的：华盛顿各方围绕其政策清单的确有一种一致的看法，即所有这些政策都源于主流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与此同时，没有任何发展经济学文献所提倡的思想—诸如大推进、平衡或非平衡增长、剩余劳动，甚至两缺口模型—在推动“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中起到了实质性作用，“华盛顿共识”完全排除了发展经济学文献。

在这种兼容—排斥效应里，存在着福柯所指认的权力—知识关系：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种政策范式背后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支撑了“华盛顿”各种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等等的权力；另一方面，权力选择并传播它所偏爱的知识体系，使这些知识得以用于塑造并改变现实。

让我们再回到诺顿的问题上来。他对“北京共识”的质疑之所以是片面的，就在于他将“北京共识”（抑或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否形成的标准，仅仅归于其“解释力”。他忽略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一种经济学知识体系能否与特定权力结构形成前述匹配关系。“华盛顿共识”之所以是“共识”，并非单纯植根于对现实的解释力，而在于“华盛顿”曾握有的在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相关政策的权力。^[21]诺顿本人其实也无意间表达了这一规律，如他所说的：“在全球舞台上，尚不存在代表北京经济学家观点的重要机构。”(Naughton,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