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知识生产中的国家和市场

对经济学知识生产开展必要的治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开展这种治理与建立科学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并不矛盾。国内某些学者喜欢援引科斯，认为“思想市场”的存在是一种科学的知识体系赖以发展的制度条件，遗憾的是，他们是以望文生义的方式—如果不是故意的话—误用了科斯的概念。事实的真相是，科斯—以及另一美国学者阿龙·迪莱克特（Aaron Director）—从新自由主义立场出发严厉抨击了自由放任的思想市场，鼓吹对思想市场加以限制。

在科斯（Coase，1974）或迪莱克特（Director，1964）看来，第一，思想市场和产品市场一样，都具有外部性，既然产品市场因外部性的存在需要政府的干预，思想市场又怎能脱离这种干预呢？第二，主张思想市场可以摆脱政府的监管，包含着下述逻辑悖论：知识分子也是由利已心驱策的，他们以为自己所赞同的必然有利于社会，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科斯等人的最终结论是，思想市场的自由和经济自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由，前者有可能危及后者；为了维护经济自由，必须限制思想市场乃至更为广泛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通常指讨论并参与政府的自由）。^[17]

科斯等人的上述论证，若与历史唯物主义或福柯的权力—知识共生论相比，是极为幼稚的。尽管如此，科斯等人却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本文采纳的分析架构的合理性。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绝非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结果。正如前文对科恩的引述所表明的，一系列结构性权力在这一理论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在知识生产和治理体制中追求自由思想市场，必然会导致将领导权拱手让给对方。

在一种权力退场时，留下的不是真空，而只能是另一种权力。遗憾的是，一些论者未能体察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建立切合中国需要的知识体系，似乎应以摆脱政治干预为前提，比如，郑永年（2018：109）就认为：“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束缚，政治束缚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这种观点是极为片面的。问题不在于回避政治，而是改进政治权力在知识生产—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实践—中的作用方式，以建立一种有效的知识生产和治理体制。

经济学知识生产和治理体制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形成一种福柯式的权力—知识关系。在这种权力—知识关系存在的前提下，知识并不单纯是由知识主体的活动生产出来的，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这种权力—知识关系本身，它决定了知识的形态和可能的知识领域。^[18]福柯的这种观点也界定了知识分子在知识生产中的地位。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不能脱离特定的权力—知识关系来理解，而毋宁是在权力—知识关系中形成的。

至少在所谓“人的科学”（the human sciences）中，即那些同时将人作为知识的主体和客体、作为研究者和被研究的对象的科学当中，价值自由、价值中性以及与价值无关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Smart，2002：58—59）。在此意义上，与郑永年的设想不同，知识治理的目标，显然不是让知识分子在一个完全自主的、独立的天地内进行知识的创造，因为这样一种和权力脱节的独立天地从来就是一种虚构。

福柯指认的权力—知识关系，是与各种机构或组织（学校、监狱、军队、工厂等等）相伴随的，此处的权力，是一种微观组织的权力。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与知识生产相关联的制度并不局限于微观组织的层面，也涉及国家或整个社会层面；不仅包含特定社会经济体制中的根本制度，也包含那些与知识生产直接关联的制度，这些不同层次的制度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在我国，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知识生产和治理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前提。

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知识生产往往是分散进行的，单纯依靠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并不足以完成知识生产和知识治理的任务。在现实中，还需要一些更为切近地服务于知识生产和知识治理的制度。这意味着，在政治上层建筑即葛兰西所谓政治社会之外，我们还需要在属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建构一种有效的知识治理机制，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在学校、科研机构、资金供给和分配体制、学术发表和评价体系、思想传播体系等方面确立相匹配的制度，采纳相应的策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体系就难以真正确立自己的领导权。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应围绕知识生产和知识治理构建相应的制度，以促进中国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郑永年曾主张，要限制政府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在政府和知识生产之间确立一个边界。与此同时，他也看到，知识分子有可能依附于商业利益，从而“产生不负责任的知识体系，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在知识生产和资本之间，也应确立一个边界（郑永年，2018：248）。

这一“两种边界说”，提出了下述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关键问题：知识生产和治理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最重要的是处理好知识生产和政府、知识生产和市场（或资本）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市场各自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知识治理的任务在于如何运用、协调和限制这两种权力的影响，形成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知识体系生产和治理的制度架构。要达到这个目标，自然需要进一步研究与知识治理相关的制度和策略问题。限于本文的性质与篇幅，笔者不拟深入于这些问题的细节，仅限于提出若干基本原则，以备将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