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月10日，台湾《联合报·副刊》刊载张良泽的《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其中译介了杨云萍、龙瑛宗的“皇民文学”作品，并且声称从高中到大学时期编过反共墙报，参加过“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发表过反共演讲，也写过反共文章，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台湾文学时基于“民族大义”批判过“皇民文学”，因而深觉悔恨。

陈映真认为，这篇文章虽短，值得严肃商榷之处却不少，于是写下《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于4月2日至4日同刊发表。他在这篇一万多字的长文中分别析论了张良泽文章触及的问题。

首先，关于“反共爱国”和“皇民主义”的问题，他批评说，张良泽“愤愤不平地说国民党的‘爱国主义’教育使人不能以‘爱与同情’去评价皇民文学，恢复皇民文学的名誉，离开事实就不免太远了。真正的事实是，在青春期间狂热地度过‘皇国少年’的一代，自台湾光复以后，从来不曾像今天那样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言论上昂扬得意过”。

其次，他就作家发表作品的原则问题指出，相对于“皇民文学”，从赖和到吕赫若的众多日据时期台湾现代文学家，坚持以白话汉语写作，一生坚持不着和服只穿唐装，在作品中表现出磅礡坚强的、对民族和阶级压迫的抗议，蔚为光荣的历史传统。他们即使在压迫最苛酷的时代，都不曾稍露屈服的奴颜媚骨，不为活下来而失节，不为发表作品而写违背原则，讨好权力的文章。

陈映真也指出殖民当局促发相当一部分台湾人歇斯底里“皇民化”的洗脑机制：一方面巧妙利用苛虐的殖民地统治和意识形态所造成的一部分台湾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民族劣等感”“民族自我厌憎感”和“对于自己民族文明开化的绝望感”；另一方面则突然开启“内台一如”“皇民练成”之门，诱引被殖民的台湾人“皇民练成”，从而摆脱作为殖民地土著的“劣等”地位。

然后，陈映真通过以周金波的《志愿兵》与陈火泉的《道》为代表的“皇民文学”作品，分析指出“皇民文学”运动的发生经纬及主题。他说“皇民化运动”的真髓是以“皇民练成”的魔咒造成人人蜕化为“光荣的日本人”的集体幻觉，并在魔咒幻觉的驱使下，向着毁灭性的战争狂奔。“皇民文学”正是这邪恶道场的共犯和帮凶，是日本对中国、南洋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时，作为战争的精神、思想动员——“国民精神总动员”机制的组成部分而展开。

据此，他愤怒地回顾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皇民化运动”下，殖民地台湾青年被强迫征调投入战争而战死、病殁、失踪与伤残，乃至成为战犯的具体情况，以及在台湾留下的心灵和物质的疮痍，然后质问：“对于殖民地台湾出身的少数一些文学家在那极度荒芜的岁月中，认真鼓动鄙视自己民族主体性，鼓励青年‘作为日本人而死’，从而对为屠杀中国同胞和亚洲人民而狂奔的营为，后世之我辈，应该怎样看待？”

当然，一如往常，陈映真也指出，在战后反共冷战格局下，台湾抗日各派遭到残酷肃清而出现忠奸颠倒的历史乱象。他更以杨逵、吴浊流、赖和、吕赫若等人的写作，驳斥所谓“日据下谁不写皇民文学”的说法，强调：“不能只看一个作家的一时，主要地也要看他的一生。看一时，也要分辨是积极主动地为虎作伥，还是消极的、面从腹背的言动。”

陈映真认为，张良泽对“皇民文学”不以被殖民者的主体性（“民族大义”）加以批判和反省，企图以“反共爱国教育”论和以‘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或多或少都写过所谓的‘皇民文学’”的主张，是“对皇民文学无分析、无区别地全面免罪和正当化”的逻辑，恰恰“正是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的深层加害的一个表现——长年以来未曾加以清理的、心灵的殖民地化的一个鲜明的表现”。

因此，陈映真最后再次引用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怀着深刻反省和“自责之念”的文学评论家尾崎秀树的一段话说：“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精神的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呼吁台湾知识界，必须直面“久经搁置、急迫地等候解决的、全面性的‘战后的清理’问题”，从而肃清台湾社会“在生活中眼见触目皆是的、在文化、政治、思想上残留的‘心灵的殖民化’”。[56]

也许是因为这样，从1998年6月13日至1999年4月，台湾《联合报·副刊》为“针对时弊”而举办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系列演讲，并在台北市诚品书店敦南店地下2楼视听室，由陈映真主讲《台湾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而展开。首场主持人为《联合报·副刊》总编辑、著名诗人痖弦。演讲记录经整理后于8月5日刊出。

陈映真针对“皇民文学”的批判，主要着重于“日帝下殖民地时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历史”。他高度赞誉赖和、杨守愚、杨华、陈虚谷、杨逵、朱点人、翁闹、王诗琅和吕赫若等“以文学形式戳破了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欺罔和残酷”的作家。

他也批判地指出一些“殖民地现代知识精英，通过殖民者的教育，对现代性开了眼睛，对现代化的日本、日本社会、文化和日本人起了强烈的钦羡与倾向，同时对自己民族的传统、语言、文化、知识、社会甚至人种，起了自卑、憎厌之心。于是有人依统治者的形象彻底改造自己；有人在生活的公共部门模仿日本，在私人生活中恢复民族传统；有人在改造自己为日本人和维持民族自尊之间，矛盾苦闷，向殖民地现代性一面倒，使殖民地知识分子和自己民族的同胞、文化、社会剥离”[57]。

1999年，日本右翼的反华风潮愈演愈烈。3月，李登辉长年熟读、耽读，月销四五十万份的日本右翼月刊《Sapio》，以象征中国军事化的人民解放军劈腿跳跃敬礼的舞剧照片作为封面，制作了“一个名为中国的灾厄”特集，收有《从中国扩大领土的历史探知中国对领土的野心》《彻底论破笠原论文〈日本军在南京虐杀二十万人〉》等文章。其中，《一个名为中国的灾厄》作者落合信彦说：“作为亲日政治家的李登辉，在世界上是一个至为宝贵的存在。他生长于日本殖民地，应该受过苛酷的体验，却对日本一贯表现了善意和理解。”对此，陈映真不齿地批评说：“真正从内心深处倾慕日本的领导人，在世上还有谁人？”

5月17日，即将卸任的李登辉就在这样的国际反华气氛高涨之时出版了《台湾的主张》，主要涉及台湾问题，鼓吹中国应该分割为西藏、新疆、内蒙、满洲、华北、华南、台湾七个部分。陈映真随即在7月出版的《海峡评论》第103期“李登辉的主张”专辑发表《等待清算的后殖民台湾历史——评“皇国少年”李登辉》，对李登辉进行严厉批判。

首先，他以与李登辉同时代却于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牺牲的中共地下党人叶盛吉的生命经历为参照，分析指出殖民地台湾经由殖民者日本调教出来的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思想、选择、实践的南辕北辙，体现了他们在面对悖理、残酷和压迫性的“殖民者的现代性”时的选择分化：一种是“对殖民者的崇拜和归附却对自己民族、人民、社会和文化的鄙视、厌憎、疏离和断绝”，即李登辉道路；另一种则是“以抵抗和批判寻求拯救祖国于危亡，振兴我族，自力更生，与殖民主义断裂”，最终“把自己毕生只能花开一度的青春”，献上追求被压迫者解放与祖国发展的“另类现代性”祭坛的叶盛吉道路。

其次，陈映真指出，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中提出的“中国大卸七块论”的背后是“疯狂的对中国、中国民族、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鄙视、憎恶、歧视和仇恨”的“反华谵语”，它包括：1949年“台独”鼻祖廖文毅向美国国务院上交的《台湾发言》（Formosa Speaks），帝国主义及其仆役们近年大放厥词的“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台独”分子黄文雄的《中国的没落》，以及很有抄袭黄文雄嫌疑的王文山（笔名王世榕）的《和平七雄》等假洋鬼子式的憎恨与种族主义反动偏见。

因此，他不屑地批判日本右翼反动派的应声虫李登辉，“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东亚战略中的一块息肉，一只短小丑陋的尾巴。他的得意忘形的发言，终究只是三流闹剧中的一行拙劣的台词罢了”。然而，由于它是“美国霸权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派的反华论、‘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的投影”，所以需要提高警惕，并且将这些亲美媚日精英的反华、蔑华言论，纳入台湾后殖民历史清理批判的射程之内[58]。

陈映真在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秋祭会场上讲话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变本加厉，公开抛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论述，引发两岸关系与国际局势的剧烈震荡，战争面临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幸或不幸，9月21日凌晨，一场百年未有的大地震重创台湾，李登辉不得不转而救灾，暂停了相关“修宪”计划，从而暂时解除了一场可能的战争危机。

时序进入2000年。3月，台湾地区首次发生“政党轮替”，民进党的陈水扁上台。在《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百年之际，领队到下关感谢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台湾的吕秀莲担任副手。10月，恰逢台湾光复五十五周年，然而，政局迷离，股市震荡。

在此之前，陈映真看到，个别人、“专家学者”与地方自治体忙着重新解释台湾光复的历史。陈水扁任内的台北市政府硬生生将台湾光复改称为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式的“终战”。一群学者“精英”还在电视台上大谈“‘光复论’是蒋介石政权用来取得对台独裁统治的合法性而建构出来的神话，应该取消”等等。

于是，当王晓波主持的台湾《海峡评论》策划“台湾光复”专辑而向陈映真约稿时，他就在光复节当天写下《纪念台湾光复，反对作为帝国主义奴才的反华言行》，用具体的历史事实，批判曾经被抗日作家杨逵谴责为“奴才”的，那些“选择憎恨自己的民族”，要“重新回到殖民者的支配”的“为台独和台湾托管论服务的台湾人”，同时强调：“纪念台湾光复节，我们要反对这种奴才的倾向和行为！”[59]

与此同时，陈映真也看到台湾存在一些自命进步的“左派”，“明显地缺乏反对和批判美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认识”，“对于反帝、民族解放的课题表现得漠不关心”，“说民族主义狭隘、保守”，“吝于讨论反对台湾独立”，“惮于主张民族的民主与自主统一”，乃至于有对小林善纪的《台湾论》反应冷淡等“离奇而严重的倾向”。他于是在同仁刊物《左翼》批判《台湾论》的同时，语重心长地表示，他更加关切的是台湾“左派”对于《台湾论》体现的批判意识和他们的思想责任感[60]。

2001年2月10日，他出席台湾《海峡评论》在台湾大学鹿鸣堂举办的“‘台湾论’或‘皇民论’？——评《台湾论》漫画的军国主义”座谈会时，在发言最后严厉批判“台湾独立”派，“即便是主张‘台湾民族’论的人，也不应该将日本殖民历史当做‘台湾民族史’中光荣、骄傲的一章，沾沾自喜。奴才而犹以为奴自得，世界上找不到这种前殖民地的知识分子以被外人统治历史为荣来作贱自己的”。[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