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军国主义批判

陈映真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批判，始于1968年2月批评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的《日本军阀的阴魂未散》一文，但尚未明确使用“日本军国主义”一词。

1982年，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侵略的史实，引起亚洲各国强烈批判。10月，陈映真在台湾《生活与环境》第2卷第4期发表《人民应该起来争取反对日本军事帝国主义复活运动中的主体性》，抗议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同时批判“台湾独立运动人士”和“台湾党外阵营”对此都“表现得很冷淡”，而国民党“始则观望、暧昧，甚至‘其情可悯’的奇谭怪论”。他认为这是“被压迫人民的抗议运动”，人民应该争取在这次反对日本军事帝国主义复活运动中的主体性，把抗议运动发展成“全国民运动”，并与东亚人民的抗议运动连结起来，从而“帮助党外进步”。此时，他的用词是“日本军事帝国主义”[18]。

1983年8月，他在台湾《中华杂志》第241期发表七七抗战四十六周年纪念讲演会的主席致词，以《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为题，从此明确使用“日本军国主义”一词。

1988年7月7日，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刊发吴密察的《八〇年代日本的保守化——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吗？》。该文强调：“不论从国际条件或日本国内条件，均已无军国主义再兴的土壤；即使仍有军国主义的孤魂野鬼，只要制度化的装置健全完备，也不怕彼等兴风作浪”。阅读之后，陈映真随即写下一篇不点名的批判文章《异哉，新“知日派”之言！》。也许是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拒刊，或是他策略性地选择，8月17日，此文在台湾《自立晚报·本土副刊》发表。

他指出，岛国日本缺少资源，明治维新以后却一路奔向资本主义，而在世界体系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机转中，不能不走向掠夺、扩张的侵略的历史“宿命”；在战后冷战格局下，它又“巧妙地利用了二体制对立的隙缝、战后二十年景气和韩越战争，尽情地发展”。

然而，他警告说：“一旦冷战构造失去平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滞萎，日本势必借着军事、政治的扩张来维持日本资本主义机器无从中止的运转”。这是“连日本和平主义者都深为忧虑”的现实。然而，“以天皇为首的日本战争官僚和军系”战后没有被彻底清算，却和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旧“知日派”连成一气，“形成战后四十年间台湾对日本侵华历史不加批判，对日本右翼政官若岸信介之流奉若恩主的对日本关系与政策”。

最后他批判说，尽管旧“知日派”在自然法则残酷的规律下已逐渐凋零，“新一代本地‘知日派’却已悄然登场”，并且“与日本右翼论客异口同声”，发出“形形色色的奇谭和怪论”，其中便有“‘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已散论”“日本军国主义复兴论是夸妄之论”等等。

日本爱知县三河湾三根山“殉国七士庙”里的墓碑

1989年8月，陈映真赴日参加日本民间各进步团体联合主办的“二十一世纪人民的计划”的部分会议。会议前几天，日本的老朋友领他到爱知县三河湾三根山，看了埋葬着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以及广田弘毅等七名日本侵华罪魁祸首遗骨的所谓“殉国七士庙”。他的“国恨家仇的怒火，顿时又在胸中怒燃起来”，于是写下《忧愤——三根山所谓“殉国七士庙”》。

他指出：“殉国七士庙”的建庙指导理念是侵略有功，原日本驻纳粹德国大使、陆军中将大岛浩甚至于1985年在该庙立碑，公然以中日两种文字分别刻在正反两面的汉诗无耻地粉饰侵略战争，表明誓为“七士”“雪辱”的军国主义思想。他同时看到，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曾蹂躏中国和亚太其他地区的日本师团、部队，几乎都在这里各自树碑建塔，祭祀那些“怀着皇国必胜的信念而战死的英灵们”，“赞颂他们的功绩”，并表示“要将祖国的精神传给后代”。因此，作为一个生活在曾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的中国人，陈映真走过这一块一块的石碑时，胸中涌起“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痛苦、焦虑、悲哀和愤怒！”

他认为：“现已成为宣扬日本侵略军及其侵略历史的、不断扩大其影响的重要场所”的三根山上的“殉国七士庙”，“恰恰暴露了在世界现代史冷战结构下繁荣起来的日本最见不得人的耻隐之处。表现出侵略主义充满污辱性的一种满足快感”。因此，“从亚洲未来的全局来看”，它又是“最雄辩的、最丰富而生动的反面教材”，因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复苏问题的存在与发展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臆想”，而是“具体存在和成长着的事实”。

他也相信，反对日本新军事体制的日本朋友们一定会与那些遭受过侵略与压迫的亚洲人民“互相真诚地团结起来，把弥漫在‘殉国七士庙’周围的阴森、恶质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恶灵’，彻底埋葬掉”。[19]

1991年11月，王墨林的日本评论集《后昭和的日本像》出版。陈映真为其作序《日本再侵略时代与台湾的日本论》，批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亡灵在战后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复活，并且陆续增殖和壮大，建立了一个以天皇和天皇体制、战犯官僚和将校、战争财阀为基础的亲美、反苏、保守的长期政权。而“抗日志士的摧折，忠奸的颠倒，日据时代皇民化运动的残存影响，在国民党恶政的歪曲中，以反国民党的形式，逐步发展为反中国和奇异的亲日主义”。于是“在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台湾社会中，学园、知识分子和文化、言论人的买办化、反民族化，总是集中地从建制外的民众知识分子的批判的视座中反衬出来”。他赞誉说，王墨林的《后昭和的日本像》就是“从这个相应于日本战后独占资本主义在冷战体系中发展的台湾对日本批判的连婴的历史”的“空谷足音”[20]。

1994年4月，日本新生党党魁羽田孜接任首相，任命陆军出身的永野茂门为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表示，他亲历南京事件，因此“相信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其后又在共同通讯社表示“慰安妇当时是有执照的妓女，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不能说这是对妇女的不尊重”。他的言论随即遭到亚洲各国强烈谴责，上任仅11天就被解职。

然而，为蒋介石编写《蒋介石秘录》以反共的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吉田信行，随后以《台湾人的日本情怀与战争教训：永野发言——在台湾看到的东方美德》为题投书台湾《中国时报》，以“充满了傲慢与反讽”的状似“亲台”言论说，台湾人由于有特殊的“日本情怀”，在永野事件中对日本有比较“同情”的处理与了解。对此主持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留日牙科医师曾健民随即投书对此做了有力的驳论。

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为了“提供读者一个共同思考的空间”，特于七七抗战纪念的7月7日、8日刊出陈映真与曾健民的对谈：《日本的战争责任和台湾的“日本情怀”——从吉田信行的投书展开》，“就日本的战争责任与台湾人的‘日本情怀’两大话题，由政经结构、文化意识形态各方面作出犀利的批判”。

陈映真首先感慨地说，这一年台湾出现“拾日本扩张主义余唾，为权力帮腔的‘南进论’”，和《日本文摘》月刊“太阳旗下的台湾”专辑表现出来的“毫不知耻的皇民台湾史观”。据此，吉田信行可以不顾“日本人表面惯有的、在别人家里时的客套，肆无忌惮地对台湾知识界的认识力大加‘皮肉’（按：日语，即嘲笑、讽刺之意），应该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批判新“皇民”台湾史观，说在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冷战逻辑下，整个亚太地区普遍出现“政权亲日，人民反日”的局面，台湾却出现“朝野皆亲日、反共、反华”的局面。他批判吉田信行的所谓“战争世代”论是“但问情谊不问是非义理的脱罪之词”，并且指出其公然篡改加害史实体现了“对于日本侵华战争死不认罪的黑暗心灵”。

他同时指出，日本对战争的肯定与无罪论，以及为取得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对外扩张的合法性而鼓吹的所谓国际贡献论，是在美国扶日反共的冷战战略下，随着日本战后资本主义的复兴、高度成长和对外扩张而同步发展的[21]。

1994年李登辉（右）接受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专访

与此同时，4月30日起一连三天，台湾《自立晚报》刊出日本《周刊朝日》所刊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与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对谈的译文。陈映真读了这篇典型的帝国主义者与后殖民地“精英”间的对谈，深感“苦涩不堪”，因而在6月写下题为《帝国主义者和后殖民地精英》的文章，并指出：

在殖民主义母国扩张运动中成长的司马辽太郎在这次对谈中的言论——所谓台湾本是“无主之地”，“台湾曾是日本的领土”，对历史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说三道四，把战后不得不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说成从日本“分离”，责难日本人已经淡忘日据下的台湾人曾当过“十足的日本人”等等——体现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的无知与狂妄，并且“一笔抹杀了日本殖民主义以暴力、杀戮、劫人财富、毁人文化、辱人人格所造成的，交错了耻辱的屈从和壮烈亡身破家的抵抗、扩及全东亚和南洋的残暴加害的历史”。

陈映真进而批判说：“司马辽太郎之流的日本和日本人”正是战后冷战格局下台湾当局和韩国独裁政权的受益人和共犯人，同时揭露用武力威压冲绳和北海道少数民族而形成的日本是所谓“单一民族国家”的虚构性，从而指出司马辽太郎荒唐的“台湾文明论”简单地理解就是台湾的资本主义化，是“不知以暴力为耻的帝国主义伎俩”，深刻地伤害了殖民地台湾民众[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