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了民族大义的抗议行动

陈映真对日本军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白纸黑字的言说书写，更是通过具体的七七抗战纪念会与各种针对时事的抗议声明、展览活动，展开实际行动。

1984年5月，高雄市议会议长陈田锚接受记者访问时指称，日据初期南部抗日领袖“林少猫过去是土匪，不能将所有反抗日本政府的人，都看成抗日义士”。

史载，林少猫于1898年年底领导千余武装民众袭击屏东潮州日本办务署。1899年日寇开始进行“血的扫荡”，因他受人民拥戴掩护，不易缉捕，后改为招抚以诱捕。林少猫暂时“归顺”于后壁林开垦。1902年5月，殖民当局以“图谋大举抗日”为借口，突然秘密围剿，不分人畜，一律杀戮。毫无防备的林少猫牺牲。

为了“保卫林少猫抗日英名”，1984年6月17日，台湾《中华杂志》《文季》和《夏潮》等杂志社在日本殖民台湾的所谓“始政”九十周年耻日，共同在台北市举办演讲会。

陈映真在主席致词时指出：在辽阔的第三世界国家，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民族主义正进行着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密集的批判和抵抗，使得帝国主义在各地的侵略受到一定的制约和限制。但是，“弱小国家在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甚至于科技思想的殖民化，是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军事扩张主义一个重要的一环”。

他同时批判“包括台湾一小撮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分子买办化、殖民地化”，说他们“把民族主义看成是顽固、落后；把忠奸之辨看成是封建的、传统的东西；把要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学术上独立自主，看成是所谓意识形态而加以嘲笑；把买办主义、汉奸主义看成是所谓自由和先进”。他强调，日据下殖民地台湾具有“深远温厚的中国的文化历史结构”，使得反殖民运动带着“强烈的中华民族主义的性格”，这不但在其他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运动中少见，而且为台湾反帝运动树立了鲜明卓著的、珍贵的爱国主义传统。

演讲会先后由民意代表胡秋原讲“抗日英雄刘永福”，台湾史学家尹章义讲“由刘永福到林少猫”，王晓波讲“林少猫抗日事迹”，著名的老作家杨逵讲“殖民地人民的抗日经验”，台湾史专家钟孝上讲“台胞武装抗日的事迹”，来自竹东镇的杨镜汀讲“北埔事件的历史意义”，最后由曾祥铎讲“有关台胞抗日的史料”。陈映真认为，他们的演讲以“新的历史观点”去回顾、再评价抗日英雄林少猫的爱国事迹，并且“对少数一些买办的现代知识分子、汉奸资产阶级的殖民地意识形态”，进行应有的批判[31]。

1996年11月23日至12月19日，他在台北策划举办“五十年枷锁——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照片展”，同时在台湾《联合报·副刊》发表的《虚施怀柔·实为诱杀——从一九○二年云林“归顺式”大屠杀说起》中写道：“回首这段历史，不仅令人对台湾陷日初期在广泛士绅莫不届膝保产时，地方豪强和贫困农民一道，不惜亡身以反帝的骁勇壮烈，充满敬佩之情，同时对于日本当局阴狠地抓住中国农民起义中存在的招安求荣的传统，执行诱致而大屠的卑劣与残酷的殖民统治本质，有深层的体会。当然，在整个‘归顺’计杀过程中，台湾士绅、‘协力者’的共犯作用，也是整理殖民地台湾史时，一个令人深自反省的课题。”[32]

1985年中曾根康弘宣布以日本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1986年，日本继续进行以中曾根康弘首相亲自参拜靖国神社为象征的所谓“战后政治总决算”，以举国规模替日本对外扩张的“十五年战争”脱罪、合理化而大吹翻案风。

为了给应邀来台在七七抗战四十九周年纪念会演出的报告剧《怒吼吧，花冈！》做宣传，陈映真同时在7月出版的台湾《人间》杂志第9期制作了“怒吼吧，花冈”特辑，报告了一段鲜为中国人所知的悲辛的历史故事：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推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并以“猎兔作战”为名掳掠中国民众到日本充当劳工。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不堪奴役的986名中国劳工，在耿谆大队长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末期决然反抗，并在事败之后遭受酷刑而被虐死百数十人。

特辑收录了耿谆亲撰的回忆：《花冈恨——中国奴工抗暴事件策动人耿谆的回忆》；王墨林在日本参加花冈事件报告剧现场演出的记事：《历史断层里的哭声》；编导石飞仁撰文，经陈映真翻译和润修的中文剧本全文：《人性大寒下的虐杀史——日本“奴工狩猎”的台前与幕后》与《血腥的建设——附生于日本扩张主义而肥大的鹿岛建设公司》。

陈映真在《编辑室报告》中批判道：“多年来，日本政府一次又一次地窜改战时加害于人的历史——赤裸裸的侵略变成了温文尔雅的‘进出’；血淋淋的屠杀淡化为扑朔迷离的‘传闻’；在日本境内，满手血污的战犯竟被供奉入日本的国庙‘靖国神社’；帝国的帮凶，照样的进出东亚、雄飞日本……的吊诡，冷冷地嘲讽着受难的人和受难的民族。冷冷地，岁月掩埋了死亡的枯骨，吹散了酷烈的血腥，也玩弄了历史的本身。”

他在《演出的话》中最后表示：“期待这次由日本人‘现身说法’的演出，能让台湾的战后一代青年和知识分子认识到，批判和清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罪行，绝不是什么‘过时的’‘历史包袱’。绝不只是被害的中国人和其他东亚人的事。”

其后，他持续关注、支持花冈事件的平反运动，也亲身经历了一些“令人沮丧与忿慨的骚扰”。

1990年，他“第一次访问大陆，见到了花冈惨案幸活下来的奴工和干部”。1991年，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之际的7月7日，他在郑州出席了首次为公开祭奠花冈暴动的英烈和当年被掳掠到日本做苦役的殉难同胞而举办的花冈事件展览，并在致词时强调它的重要意义：一是记住中华民族宁为维护民族尊严而死，不奴颜而生的伟大精神；二是为了民族尊严和前途而坚持民族团结与统一的精神；三是严肃对待中华民族被害之历史，以揭发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湮灭其滔天罪行的阴谋，严正促使更广泛的日本人民知所反省，起来反对新的日本军国主义，建立中日两国人民真实永久的和平、友谊与正义[33]。

2005年6月30日，他终于与长期为花冈暴动讨公道的日本朋友和在日侨胞以及在京、来京的同胞，在北京共同纪念花冈事件的第六十个周年。他在致词缅怀时提出值得深思的几点意见：一是战时日本135个厂矿企业强掳华工的犯罪事实有待中国有志者锲而不舍的究明斗争；二是日本的战争势力在战后的反共冷战格局下受到美国庇护、纵容与提携，从而进一步形成反华、反共同盟，纪念花冈暴动，对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彻底追究和清理日本的战争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是华工在花冈暴动中团结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在艰难中坚持了国际主义；四是要在历史和其他原则问题上严格坚持是非，才能在此基础上展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和平与友好[34]。

2013年7月2日，中国被强掳劳工遗属在日本国会门前抗议，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

回到1986年。十月号的日本右翼综合性月刊《文艺春秋》刊载了前文部大臣藤尾正行不顾人类基本良知，毫无忌惮地为日本对中国、朝鲜的侵略行为狡辩的言论，引起中国和朝鲜人民的震怒。石飞仁在给陈映真的信中指出，战时被害亚洲各国“曲意优容前战争罪犯日本”，是促成藤尾正行日本侵略正当论的原因之一。10月28日晚，台湾《中华杂志》与《人间》在台北主办“声讨藤尾正行侵略妄言讲演会”。

讲演会主席首先宣读陈映真起草的抗议书[35]。陈映真紧接着发表声讨藤尾正行侵略妄言的演讲《不可为一时权宜牺牲民族大义》，对“不知以暴力为耻的藤尾正行们”表示“最深切的愤怒和最严厉的抗议”，并且劝告后天就要以“最高、最豪华、最恭敬的”规格接待狂暴傲慢的藤尾正行的当局，停止“极为短暂的政治权宜”，以免“牺牲了民族大义，羞辱抗日领袖蒋介石先生，侮辱千万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中国将士和人民”。[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