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共犯结构”的自我批判

陈映真一再强调台湾史学家戴国煇的深刻告诫：在反共的冷战格局中没有做好历史清算的台湾知识界，亲美、亲日，以致“台独”“独台”与反华、反共、亲美、亲日思潮蒂连共生，是台湾社会丧尽日本批判认识力的“共犯构造”。因此，他也一再呼吁，当我们抨击日本新军国主义，清算和批判被殖民的历史时，不可忘记自我批判，应彻底清算殖民地时期台湾人协赞日本支配台湾的汉奸形成的共犯结构，才能在前进的历史中成长屹立。

他认为，日本反动学者之所以敢在台湾肆言无忌，放言恣论，是因为台湾社会的政界、学界、资产阶级与民间自有这种“皇民”残余的共犯结构，因反中国、反民族而崇媚日本，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因此，他在批判日本学者的反动言论的同时，“不能不痛切地反省台湾内部丑陋、荒芜的共犯性构造”，进而“正确认识自己的这一耻部，并对之进行深入的批判”。

陈映真对台湾社会的自我批判是基于其对台湾的殖民地体质的科学认识。

1986年，陈映真署名赵定一，在复刊的台湾《夏潮论坛》2月号发表《世界体系下的“台湾自决论”——冷战体制下衍生的台湾党外性格》，深入分析反省在二体制对立的世界结构下台湾党外性格的根源[43]。

不久，笔名为永台的原“台独”政治犯柯旗化就写下《论奴隶姓——为“台湾自决论”向赵定一先生质疑》作为回应，对陈映真“台湾的党外主张自决，是想当美日帝国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的奴隶”的批评提出质疑。

台湾《夏潮论坛》除了在3月号原文照登（包括标题），还一并刊出赵定一的《共同的探索——为台湾前途诸问题敬覆永台先生》。陈映真强调：“问题在于对于巨大的帝国主义支配毫无认识、批判和防范力量的目前党外，一旦掌权之后，如何不会变成另一亲美的买办独裁政权，压制将来的台湾民族·民主运动，就目前的状况看来，我们实在没有很大把握。”

经过激荡之后，双方观点已在某些部分取得共识，但是对殖民的定义，以及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评价等问题仍有歧见[44]。《夏潮论坛》4月号又同刊永台覆文《论台湾的过去与未来》与赵定一的《台湾的殖民地体质——也谈台湾的过去与未来》。

陈映真就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台湾的殖民地性格、日本殖民台湾的真相、殖民地官僚的性格、殖民统治的一般规律、日本在台湾的“治绩”、日据前的台湾实况、日据初期的军事镇压和经济剥削、如何看待二二八事件、是谁真正统治着台湾、阶级关系与省籍问题、所谓“民族性论”等问题展开析论。

柯旗化强调国民党在二二八事变中的杀戮。陈映真回应说日据初期的杀戮恐怕只有远远过之，而无不及，而二二八事变的悲剧，最不能忍受的，是同族相残。同时，他强调：“我们谴责二二八事变的残暴，也谴责它为台湾内部中国民族团结所带来的破坏，但不能（因此）说日本的统治远比国府为好。因为两个问题在性质上有根本性的不同。”[45]

与此同时，陈映真也通过《从台湾都市青少年崇日风尚说起》，分析、批判了战后二体制对立下日本文化影响在台湾复活的历史背景，以及新的日本崇拜论主要表现的三个方面，从而总结说，在战后四十年来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亲日和对日无批判的复杂形势下，台湾都市青少年的崇日风潮，表明了他们是在相关教育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失去了生活的意义、目标与清晰的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被害的一代，与其责备他们醉生梦死、懵懂无知，不如严肃反省崇洋媚外的台湾的文化和政经结构才是要务[46]。

其后，针对詹宏志《台北的日本接触》一文描写的进口日文书刊与图像杂志趋之若鹜的销售现象，陈映真写下《“日本接触”实相与虚相》，分析、反省图像文化与服饰、管理及生活情调等泛滥的“日本热”的深层背景，从而指出，批判日本先进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不但是摸索中国自己的日本论之所必须，也或者会成为探索中国发展和建设道路极为有益的参考。他认为，理解和研究日本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海峡两岸的日本研究应该反省，迅速改变一般地肤浅、不严肃认真，甚至让研究所成为日据时期亲日知识分子“总本山”的“日本热”[47]。

1994年，陈映真看到，从1987年以降，开始有人大肆散播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现代化”所做的“文明化”“贡献”：台湾殖民地化的非中国化效果有利于“台湾独立”，日本的南进政策使台湾成为南洋的中心，“内地延长”主义使台湾人成为完全的日本人等谬论，于是写下短评《谁在姑息养奸？》，于8月16日，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四十九周年的次日，在台湾《联合晚报·天地副刊》发表。

他引用种种触目惊心的数字，指出日本军国主义曾对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加诸种种苦难，同时批评台湾社会在亚洲各国以具体行动挞伐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时，不但沉默，而且还有“皇民思想者”在缅怀、歌颂，进而与那些加害者积极亲善交好。他强调，“姑息适足以养奸”，台湾社会必须展开严格的自我批判，才会有“义正辞严地站在日本反动派跟前，听他结结巴巴地说他一定要谢罪和赔偿”的一天[48]。

1995年4月17日，是《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的百年耻日。然而，台北街头早已出现打着仿佛日本皇家纹章的“八瓣菊花”旗和唱着战时的《军舰进行曲》的“台独”队伍。一群教授、政客和民族分裂主义者也在“台湾教授协会”主办的“马关条约一百年，告别中国大游行”中，在台北公开表达“台独”的政治主张。

17日当天，以民意代表吕秀莲、“资政”高玉树、作家钟肇政等为首，名为“马关条约百年百人代表团”的“台独”派民间团体，到达《马关条约》签约所在地的日本下关春帆楼，并在附近的赤间神宫参拜安德天皇，与日本右翼政界、学界人士共同纪念《马关条约》签订百年，甚至鼓吹《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使台湾跨出与中国分断的第一步，是台湾史中“不幸中的大幸”。

对此种种，陈映真在马关割台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台独运动和新皇民主义》，严词批判“台独”派的言行是日据“皇民化运动”以来“第一次公开的反华辱华，弃绝自己中国种性的活动”，说它已经“深刻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情感，彰明昭著地表现了台湾朝野反共、反华运动可耻的本质”。

然后，他针对“台独”派歪曲的所谓“没有殖民地时代日本推动的工业化，就没有战后台湾的经济发展”，日本殖民当局的“内地延长”主义是以“平等”对待台湾人与日据五十年间“台湾与中国现代民族运动剥离”等邪谈异论，一一进行深刻而具体的分析与批判。

最后他锥心地沉痛总结说，在战后冷战格局与反共体系中规避了历史的清理和批判的“皇民化腐尸”，在当前的时局中惊人地复活为“今日台独派新皇民主义的幽灵”。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心灵留下的未愈的创伤”，“是不知以屈辱为屈辱，不知以羞耻为羞耻，不知以被夺取与破坏种性为痛苦的严重深刻的创伤”。因此，“驱逐皇民主义恶灵，治疗一直不曾治疗的日帝在台湾殖民地历史中留下的深重创痕，是知耻、知痛的台湾人民无可旁贷的责任”[49]。

与此同时，陈映真还写了一篇后来没有发表的论文《台湾的非中国化——台湾“日本化”与“美国化”的本质》。根据手稿所载，他认为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的日本化过程，其实就是台湾的殖民地化过程。在冷战与内战反共的双战结构“卵育”下，没有经受历史清算的“皇民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就表现为一种隔代继承，而国际舆论和学术论坛对“台湾独立”运动的认识不足，使台湾在战后的脱殖民化倍为艰辛。[50]

1996年10月，陈映真应邀在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两岸对峙下的台湾史观”专辑发表《台湾史琐论》。他开宗明义地重申，台湾的殖民地化，是从中国被分断窃占出去的领土之殖民地化。因此，殖民地化期间台湾的反殖民压迫的斗争是反帝而复归祖国的斗争。当支配的殖民者败亡时，台湾的斗争历来不是恢复“独立”，而是复归祖国的斗争。

他强调，没有绝对客观、真实的历史，不同阶级、不同民族地位的人，对同一历史过程，自然有不同的记忆、解释、理解和书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相对客观和真实的历史。他认为，对相关事实（史实）的掌握是不是正确，立论的逻辑构造是不是完全，是史论的基本要求。据此，他一一论析了台湾不曾“独立建国”、殖民统治下台湾的反抗运动、日据时期“台湾独立”运动的本质、社会史观解读台湾历史与台湾史理论的建构等有关台湾史的种种问题。

最后，他又强调：“台湾的社会史论，不以认识历史为已足，而进一步以掌握变革历史的规律，付诸实践为志。”面对李登辉上台以后混乱、封闭、原教主义的“台独”史观制造的大量台湾“国家论、社会论和民族论的破绽”，当务之急就要从台共1928年和1931年的纲领，以及李友邦的《日本在台湾之殖民政策》等“台湾社会构成体论的传统及发展，分析一九五〇年以降，特别是李氏政权登台后的台湾社会，建构科学性的社会构造论和变革论”[51]。

同年11月23日至12月19日，为了给“五十年枷锁——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照片展”做宣传，陈映真在台湾《联合报·副刊》发表了七篇专文，介绍日军占领台湾期间实施的“三光”政策，怀柔诱杀，台湾民众义和团式的武装抗日，蒋渭水、李友邦和台湾女性革命家谢雪红、谢玉叶、张玉兰、叶陶、简娥等，以及受到“皇民化”洗礼的“台湾人日本兵”。

他在《歌唱“同期之樱”的老人们——皇民化运动的伤痕》中写道：“每次偶尔在台北的街头，看见头戴日本陆军或海军战斗帽，有人甚至还在后脑挂着遮阳巾的老人，踽踽而行，我都很难于不感觉到他们是台湾的曲扭的历史所造成的、至今不曾愈好的伤口，心情怆然。”

因此，他以体现日据时期“皇民化运动”的伤痕的台湾籍日本兵的历史遭遇再次强调，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冷战和国共内战的反共结构下，“以反华、脱华、反共为主轴的、广义的皇民主义，在台湾政局中发生了‘隔代遗传’的现象”。因此，人们在所谓台湾的“主体”论、“政治实体”论、“独特性”论和“独立”论空前成为主流论述的同时，不仅对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所遗留而未加丝毫清理的精神、心灵、文化的挫伤，视若无睹，而且懵然不觉所谓台湾的“主体”论以迄“独立”论，其实就是“这挫伤之本身、之再蓄脓的事实”。他的警醒说才是台湾后殖民论的严重盲点[52]。

12月，他在台湾《时报周刊》第980期发表《沉默的照片·雄辩的历史——搜集日据下台湾史照片的随想》。在乡土文学论战期间勇擎大旗改变思潮的他慨言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史成为朝野主流的显学，但是在许许多多声言要恢复历史真相的论文、叙述、报导、言论和著作中，却充满“作为特定党派的政治回声”而“对史实更其露骨的歪曲与湮灭”[53]。

1997年6月，台湾当局经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正胜以同心圆史观编纂数年的新编初中教科书《认识台湾》（历史篇与社会篇）初稿出炉，9月间发交岛内初中施教。陈映真随即在10月出版的台湾《海峡评论》第82期以《一个“新史观”的破绽》提出批判。

他认为，这套编写过于粗陋而“诚实”地表现“御用”性格的教科书，就充分无遗地暴露了它为虚构中的“独立”的台湾，打造所谓“国家认同”“国民意识形态”的目的，是“反对民族和解，为民族分裂的固定化和永久化服务”的“国策历史，不是历史哲学”。

他强调，它明显而严重错误地抹杀台湾与中国在历史上的一体关系，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历史加以美化和正当化。他同时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分析了杜正胜美化和正当化台湾殖民地阶段的“民族分裂史论的构图”。

他也强调指出杜正胜同心圆论的重大破绽，在于把理论建立在“虚构性的‘独立的台湾论’之上”。最后，陈映真嘲讽地论断：现实上一个“独立的”台湾无法成立，一切以“独立”台湾为焦点的“台湾社会论”“台湾民族论”“台湾国家论”——连带地为以上诸论出谋献策的杜正胜的“新史观”，也无非是沙洲上的危屋、沙漠上的海市蜃楼罢了。[54]

台湾曾经的历史课纲、教科书

与此同时，陈映真执笔致函全亚洲反对美国-日本侵略与宰制行动联盟，报告关于台湾初中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斗争态势，“除了被指责的知识上的三百多处错误已被悄悄改正外，作为一种当前台湾统治阶级之意识形态，关于新教科书中显示的民族分离主义、反共、脱中国论，和对日本殖民历史肆无忌惮之美化和正当化观点，则丝毫未加以改正”，从而吁请东亚各国反帝运动的人民和同志们提供如下支持：

一是“敦请日本、韩国、冲绳、东南亚学者、社会运动家、文化人、作家来台说明各自对日本在战时、战后的扩张历史看法”；二是“初级、中级、高级本国史之交流，侧重对日据史日本占领史的叙述、评价比较”；三是“敦请日本进步的历史学家来台演讲或座谈，现身说法，说明日本侵略历史和战争责任的危害性”；四是“由日本、菲律宾、南韩等地和平运动学者、运动圈人士，来台公开报告对日各种索赔、抗议活动的始末和现状”。

最后，他表示台湾的全亚洲反对美国-日本侵略与宰制行动联盟同志们“非常希望透过这种交流和团结，在台湾发展反对美帝、日帝的历史、文化、知识性活动，使台湾人民也成为亚洲反帝运动中一个有贡献的成员”。[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