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七抗战纪念

陈映真推荐与介绍的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录片的放映，都是七七抗战纪念会活动的一部分。他非常重视七七抗战的历史意义。

1971年，在“霸权国家的经济、政治的支配力和在战后日本快速复活的新军国主义，正与日俱增地威胁着东方各国民族和人民”[10]的背景下，胡秋原创办的台湾中华杂志社开始在长期不重视七七抗战的台北举行纪念演讲会。

1975年，陈映真“远行”归来，重出江湖，历经“乡土文学论战”的战斗之后，与台湾《中华杂志》的创办人胡秋原一起建立统一战线。

1979年，陈映真开始应邀参加七七抗战纪念会。在四十二周年的纪念会上，他发表演讲《中国人任人恣意侮辱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了》，从中华民族饱经帝国主义蹂躏和挫辱而产生的“近代意义的中国民族运动”的历史，继续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批判。

他强调，20世纪70年代以后重新出版并恢复应有地位的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体现了殖民统治下的受害者的心灵和反抗，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近代文学的宝贵遗产，永远鼓舞、启示和教育中华民族。但是，我们决不能把只能当作良好的反面教材而存在的“皇民文学”视同“受害者的文学”而加以粉饰译载。

他解释说，这种态度绝不是要清算“皇民文学”，正如“绝不是要清算——甚至报复——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所犯下的重大罪恶”，而是要“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永远不要忘记这一个历史上重大的教训”。同时，也要告诉对军国主义思想不知反省、批判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中国是不可战胜的，中国人可以恣意加以侮辱的日子，是永远一去不返了！”[11]

1983年，七七抗战四十六周年纪念演讲会由多达21个单位协办。陈映真担任主席并在致词时强调要认识日本军国主义。

他指出，因为少数日本帝国主义者“仍然没有从上次战败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并且在那里为日本的再侵略从军事、政治、文化、思想上做准备的工作”，所以台湾《中华杂志》每年举行七七纪念演讲会，“为的是团结爱好和平与进步的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并且为打击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促进亚洲各民族和人民真诚的友谊、和平、进步、民主与自由做最好的准备！”

他强调，今年“在内容上较少情绪性之控诉，而增加了对于日本的理性的批判和分析研究”，以“认识日本”为总题，分别请苏庆黎等人析论“日本的产军复合体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日本人的民族性”“日本人在东北的细菌战”与“日本经济对台湾的控制”。[12]

1985年，抗战胜利四十周年，陈映真“受派”担任台湾《中华杂志》《文季》与《夏潮论坛》共同举办的七七抗战纪念演讲会主席。就在这年的纪念会上，森正孝批判日本侵略历史的两部纪录片——《侵略》和《侵略原史》，首次向中国观众公映。

陈映真在致词时强调，反对日本新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只是中国民众的事业，而且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东亚、第三世界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事业的人民共同的事业。因此，长年在日本艰难、勇敢地批判日本湮灭侵华史实的企图，反对日本走向新的军国主义扩张的森正孝等几位正义的日本学者，在旅日学人戴国煇的组织下一同来到台湾与会，共同纪念和反省对中日两国人民造成重大心灵创伤的七七事变，具有中日两国热爱和平的民众坚强团结、共同奋斗的重要意义。[13]

刊登在《人间》杂志第39期上的合影——陈映真与杂志社全体同仁 黄淇 摄

1986年，陈映真创办的台湾《人间》与《中华杂志》在台北主办七七抗战四十九周年纪念会，邀请日本反安保斗争世代的石飞仁的不死鸟剧团演出有关日本“掳掠中国人纪录”的报告剧《怒吼吧，花冈！》。

在8月出版的台湾《中华杂志》第277期上，陈映真发表《石飞仁的正义感与海峡两岸之冷漠》，转述石飞仁的看法：“中国抗日战争，是人对于鬼加以批判的战争。是为了保证人性尊严的战争”，“问题不在日本军国主义是不是在复活，问题在日本军国主义因为战后国际政治而从来未曾死过”，“只要中国人和亚洲人一天不清算日本的战争责任，逼使日本真正地改变体质，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就没有可能”。[14]

他在为演出手册写的《演出的话》中强调：“批判和永远记住日本人在上一次大战中在东亚所犯的罪行，进一步建立亚洲和世界真实与和平，是具有鲜明的当代性的议题，也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最重要的共同的事业”。[15]

1988年，七七抗战五十一周年。台湾《中华杂志》与《人间》团结刚刚成立的台湾“中国统一联盟”（陈映真为创盟主席）、夏潮联谊会、台湾电影文化协会、对日索赔同胞会、《远望》、《五月评论》、《中国先驱》等，从7月14日至16日共同举办了包括石飞仁的报告剧新作品《延命天皇》、纪录片《怒祭战友魂》与“日本天皇·战争责任·亚洲和平”座谈会在内的五场具有国际性的抗日文化活动。陈映真作为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16]

1992年，七七抗战五十五周年。陈映真在纪念学术演讲会以“抗日在台湾”为主题，强调殖民地台湾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与祖国大陆的抗日民族战争，都生动体现了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反侵略、反帝、求解放和独立的民族主义，而“殖民地台湾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是台湾的民族主义最辉煌的时代”。[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