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耶夫深知，为战后的法国提出宏大战略，必须简化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范畴。毕竟，若要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让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发挥现实作用，而非掉书袋地持守教条。可以设想，科耶夫若要对中国的现代转型做出分析，他同样会切合我们的国情。否则，人们难免会就一些莫须有的问题研究来研究去，始终牛头不对马嘴。

所谓“民族国家正在逐步让位于超越了民族疆界的政治结构”，这一提法不是科耶夫的发明。1902，霍布森（John A. Hobson，1856 - 1940）在其著名的《帝国主义》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提出：欧洲的民族主义式国家运动已经过时，碎片化的民族国家不可能适应工业化，只能寻求建立“众多民族体的联邦式联盟”（federal union of diverse nationalities）。[31]

霍布森早年就读牛津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古典文学和英国文学。他出生的时候，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帝国。英国国体虽小，却凭靠占取大量海外殖民地而形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拥有巨大的全球性市场。霍布森在书中引用当时出版的一部《殖民史》中的说法，即便今天读来也让人触目惊心：

地球全部陆地面积的1/5在实际上或理论上已经被英国国旗覆盖，同时，这个星球上有1/6的人口处于各种形式的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了解了这个事实，那么，英国领土的范围之大，用言语无法形容。（《帝国主义》，页106）

霍布森30岁时，英国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1884年在伦敦成立的“费边社”（the Fabian Society）一时闻名遐迩。[32]霍布森不仅成了社会主义者，而且凭自修成了出色的政治经济学家，写了十余种带政治批判性质的经济学著作。

霍布森看到，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已经更改商业文明的样式，它既要求国家自身体量大，也需要拥有巨大的市场，小国既无法支撑大工业体系，也无法形成巨大的内部市场。为了适应这一需要，资本主义必然催生帝国主义，实行海外扩张，连美国也刚刚改变自己一向宣称的“政治孤立倾向”，向英帝国看齐。

基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霍布森成了最早且最著名的“反帝论”者。《帝国主义》一书的结语，即便今天读来也振聋发聩：

帝国主义是国家生活出于自私自利的卑鄙选择，它激发了国家身上在动物生存竞争时期残存下来的贪得无厌和占有欲。帝国主义成为一项国家政策，意味着放弃了追求内在的高尚品德的努力，而只有这种品德才能够保证理性战胜兽性，对人和国家来说都是如此。所有成功国家都容易犯这样的错误，而且最终都难以逃脱自然法则的惩罚。（《帝国主义》，页322）[33]

霍布森的《帝国主义》问世两年后，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问世（1904），两相对照发人深省。人们不难看到，虽然同是英国人，与霍布森不同，麦金德是地道的大英帝国主义论者，他仅仅考虑英国如何长久维持自己已经获得的全球性占领。在他眼里，英国的威胁有两个：俄国和德国——俄国在亚洲的扩张威胁到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正在崛起的德国则威胁到英国在欧洲的利益。

世界大战与社会主义革命

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出版12年后，第一次欧战就爆发了。政治史学迄今没有澄清一个问题：这场大战究竟是16世纪以来欧洲主要大国惨烈厮杀争夺势力范围的延续，还是欧洲式现代民族国家走向终结的表征？毕竟，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是民族国家建构，在战争中自我崩溃的俄国同样如此。

当然，情形更有可能是两种历史状况的偶然叠合，倘若如此，问题就更加复杂难辨。

大战爆发后仅仅半年多（1915年2月），第二共产国际的首席理论家、以“正统马克思主义”（Orthodox Marxism）理论权威自居的考茨基（1854 - 1938）发表了一本小册子，题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他在书中接过霍布森的论题说，现代式的工业经济证明，“民族国家的范围已经不够了”，“强大国家的形象已经出现”，比如“不列颠帝国、俄罗斯帝国、美利坚合众国”。[34]

考茨基提到的这三个“强大国家”，只有“不列颠帝国”在当时属于联盟式大国，俄国和美国都属于自身体量大的地域性大国。考茨基没有提到德国，因为这恰恰是他的关切所在。他针对德国的处境提出，对于中欧各国来说，扩大国内市场的最佳途径，不在于通过征服比邻把民族国家扩展为多民族国家，“而在于把各个具有平等权利的国家联合成国家联盟。”言下之意，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其实还是民族国家，它应该成为帝国，但不是英美那样的资本主义帝国，而是社会主义帝国。

大帝国的形式应该是国家联盟，不是多民族国家，也不是殖民国家；这种大帝国是资本主义赖以达到其最后的、最高级形态所需要的，而无产阶级将在这种最后、最高级的形态中夺得权力。（《民族国家》，页77）

这种观点其实是拾霍布森的牙慧，因为，霍布森正是力图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改造大英帝国。《帝国主义》一书最后一章题为“帝国式联邦体”（Imperial Federation），霍布森提出的问题明显属于英国问题：

新帝国主义将如何影响英国和其自治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它会刺激这些殖民地宣布渐进独立，最终正式脱离宗主国吗？抑或引导它们不是以帝国为基础，而是基于平等国家的联邦体（a Federation of equal States），与宗主国结成更为密切的政治联盟？（《帝国主义》，页289）

同样，考茨基试图为德国在战后的走向指明方向，由于他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他也是在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提供战略指导。在他看来，德国这样的中欧大国必须经历资产阶级的民主化阶段，大力发展帝国化工业，这样才会大批量产生工人阶级，进而通过议会斗争凭选票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与此不同，对于霍布森来说，英国已经产生出大量的工人阶级和中下层市民，改造大英帝国的资本主义性质，关键在于实现直接民主：

反对民主政治是帝国主义最根本的政治原则。帝国主义不仅惯于破坏对于民治机构有效发挥作用来说必不可少的经济改良举措，而且还致力于让民治机构陷入瘫痪。代议制并不适合于帝国，不管是从人还是从方法的角度来考虑都是如此。（《帝国主义》，页131）

当今的思想史学家看到，从历史语境来看，霍布森的“反帝思想”（anti-imperial thought）是资本主义帝国中的“社会主义者的帝国论”（socialistimperialism）。难怪阿伦特在美国推动直接民主论时，会提到霍布森的思想贡献。[35]考茨基身处的德国名义上称“帝国”，其实是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他并非不希望德国成为大英帝国，如今不能再模仿大英帝国以殖民方式建立联盟式帝国，在他看来，首要原因在于：

除了热带以外，在那些其气候许可欧洲人能不损害健康而从事体力劳动的地区，再没有还可以让欧洲国家任意占领的国家了。（《民族国家》，页40）

这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书呆子甚至说，“不久，中国也将以平等地位跻入”“一流大国”之列，因为现代经济需要“巨大的国内市场”，而大国的体积才能够有这样的市场，从而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基础（《民族国家》，页76）。这样的说法让我们不得不认为，考茨基的政治感觉远不如霍布森。在考茨基看来：

对帝国主义说来，有决定意义的是工业地区与农业地区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想要吞并的那些农业国家，经济上落后，因而政治上也落后。它们都还处在原始公社或村社民主阶段，没有建立现代的、民族的、大国的民主制度，这不是由于任何种族特性的缘故，而是因为它们还没有形成这种民主的物质前提条件。（《民族国家》，页11）

既然如此，既然中国在当时还是一个前现代的农业国，考茨基怎么可以说，“不久，中国也将以平等地位跻入”“一流大国”之列？难道他看不到资本主义先进工业国正在掠夺和欺压经济上落后的农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