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小枫】

引子

随着古老的中国逐步走向复兴，“帝国”成了人们热切议论的话题：不仅欧美学界热，我国学界也热。在一些欧美学者看来，中国的复兴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界帝国正在崛起，难免让人深感威胁；我国学者则担心，中国的复兴是否真有帝国气象，或者“帝国”是否符合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

1945年8月，科耶夫（1902 - 1968）刚到法国“对外经济关系局”（des relations économiques extérieure）任职，便提交了题为《拉丁帝国：法国国是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策论报告，译成中文有50多页。[1]面对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法兰西，科耶夫提出了一项颇为具体的复兴计划：法国应与西班牙和意大利结盟建立一个拉丁帝国，与苏联集团和美英集团相抗衡，在欧洲乃至全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眼下坊间热切议论的“帝国”话题促使笔者把科耶夫在70多年前写下的这篇报告找出来重读，看看能否得到思考帝国问题的某种启发。毕竟，这篇报告的标题已经表明，我们没理由说，中国的复兴才引发了后现代的帝国问题。毋宁说，这一问题一直是政治史学和政治哲学的后现代问题。

如今的欧盟并非科耶夫计划的实现，科耶夫的拉丁帝国之梦没有圆成。[2]笔者没有兴趣探究为何如此，这是欧洲学人应该探究的问题。笔者打算放下科耶夫报告时，突然想到新中国庶几实现了科耶夫的新帝国梦想，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真是怪事一桩！新中国怎么会与科耶夫的新帝国梦想相干？

科耶夫（1902 - 1968）

科耶夫其人

科耶夫原本并非法国人，他出生在俄国的莫斯科（俄文名字叫Коже́вников），著名先锋派画家康定斯基（1866 - 1944）是他亲伯父（一说舅父）。18岁那年（1920），科耶夫流亡德国，在那里度过了五年留学生活。获得博士学位后，科耶夫转到巴黎继续深造，并定居成为法国人。我们难免感到奇怪：一个外来移民何以要为并非自己祖国的法兰西出谋划策？

找到答案似乎不难。科耶夫是共产主义者，他把自己的才智奉献给任何一个正在受欺负的国家，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再说，科耶夫还是个政治哲人。

科耶夫前半生过着学院式生活，作为年轻的哲学教授，他在课堂上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解读有口皆碑，启发了一批著名后现代哲人。43岁那年，科耶夫经学生引荐，从学院转到政界，任职法国“对外经济关系局”，主持制定战后法国对外贸易和经济政策，协助执行马歇尔计划。随后，科耶夫作为法方首席代表参与了搭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多边谈判，以及筹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如今世界贸易组织前身）的谈判（1947）。1950年代后期以来，科耶夫为促进第三世界发展的“南北对话”或“南北援助”投注了巨大热情。1963年6月，作为法方代表出席联合国关于世界贸易及发展问题筹备会议（日内瓦）期间，科耶夫公然为不发达地区辩护，俨然把自己的共产主义立场变成了法方的国家立场。[3]

科耶夫后半生虽然直到去世都是政治人，而且是代表法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号称法国政府高层“三剑客”之一，政务极为繁忙，但科耶夫从未忘情形而上学，以至于有“星期天的哲人”之称。[4]

1968年，科耶夫因过于劳累突发心脏病去逝，时年66岁。也许是冥冥中有天意眷顾，仅仅半年之前（1967年12月），他为自己的《异教哲学论辩史论》（三卷）写下了序言，显然正打算出版。[5]1953年患肺结核休养期间，科耶夫动笔写这部大书，断断续续写了十余年，满纸抽象形而上学思辨，仅“导言”就170多页。看得出来，繁忙的政务并没有妨碍科耶夫偷闲自乐，凭靠他喜爱的德意志古典哲学与古希腊哲人论辩（卷二专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6]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科耶夫前半生与实际政治没关系。1945年8月刚到“对外经济关系局”工作，科耶夫就提交了《纲要》。这份关于法国国家战略的策论报告不仅具有世界史眼光，还涉及大量实际政治问题，没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

德国入侵法国（1940）之后，科耶夫就开始关切法国的未来。贝当（Pétain）元帅在6月16日宣布投降，两天后，当时仅是装甲师指挥官的戴高乐（De Gaulle，1890 - 1970）将军呼吁抵抗到底，随后成立“自由法国”。此时，法国既被占领，又陷入分裂，让我们想到当时的中国。在此不到三个月之前，科耶夫刚被动员入伍编入作战部队，现在又受命放下武器。法国投降得如此之快，想必出乎科耶夫预料。贝当宣布成立维希政府（7月10日）后不久，放下武器的科耶夫就写下了《关于权威问题的笔记 》一文。

法国被切割为德占区（北部）和由维希政府控制的所谓“自由区”（南部），科耶夫试图逃离法国前往美国没有成功，只好窝在马赛。差不多三年后的1943年5月，欧洲战局终于出现逆转：在大西洋海战中，德军有41艘潜艇葬身海底，北非战场上的德国装甲集团军也在蒙哥马利元帅和巴顿将军的美英联军夹击下投降。这年夏天，科耶夫躲到一个小山村，一鼓作气完成了政治哲学大著《法权现象学》。

1945年的《纲要》尽管关涉实际的国家战略问题，但与《关于权威问题的笔记 》和《法权现象学》有明显的连带关系。[7]换言之，科耶夫在思想上早就是个政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