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身陷危局的战胜国

科耶夫的报告成稿于1945年8月，也就是德国投降（5月8日）仅仅三个月之后。看来，盟军逼近柏林之前，科耶夫很有可能已经在构思这份重建法国的报告书。

报告由简短的引言和四个部分的论述组成。在引言中，科耶夫开篇就警告：法国正面临危险。我们会感到奇怪，法国刚刚取得战争胜利，怎么会又面临危险？

科耶夫说，危险有两个。第一，战败的德国很快会在经济上复苏，并成为区域强国。当时美国的“马歇尔计划”（1947）还没出台，科耶夫预见到美国会扶起倒地的德国，使之成为自己的附庸。

第二，新的世界大战危险正在逼近，因为，苏联集团与美英集团很快会从盟友变成敌人。事实上，盟军攻入德国本土后，盟国高层就在军事战略问题上再度发生分歧。丘吉尔和一些美军指挥官主张直捣柏林，抢在苏军之前占领德国首都；艾森豪威尔则坚持绕道柏林，进击柏林南部和北部。

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合影

显然，艾森豪威尔想到，直捣柏林会让盟军付出很大伤亡，这个代价不如让俄国人去承担，何况苏军已经推进到离柏林更近的进攻位置。这一分歧的要害在于：现在的敌人究竟是已经不堪一击的德军，还是苏联这一新的敌对“政治目标”。[15]我们则应该看到，分歧双方都精于计算，如科耶夫在《纲要》中所说，这是新教文明的伦理品质的反映。

科耶夫告诫说，如果再发生一场法国被迫卷入的欧洲战争，那么，法国“将永远无法修复”创伤。科耶夫给“创伤”下的定义涉及人口、经济和文明三个方面（页4），耐人寻味。针对法国面临的现实危险，科耶夫提出了如下应对之策：第一，利用战胜国的条件致力打造对德国的经济优势；第二，在美苏之间的未来军事对抗中保持中立。

战后法国和中国所面临的相似危险

科耶夫是政治哲人，难道他仅仅关切这类战后法国面对现实处境时的技术性战略问题？其实，在随后题为“法国的特殊境况”（[la situation]de la France en particulier）的第二部分，科耶夫才说出了法国面临的真实危险：未来的法国很可能会成为美英帝国的附庸，政治上尤其经济上仅仅扮演“完全是二流水平的角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存在”（页14 - 15）。

在美英联盟中，法国算个什么呢？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站稳脚跟后，戴高乐曾希望尽快收复巴黎，这对法国人来讲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然而，盟军将领对先期进兵巴黎没兴趣，他们并不care法国人的国家情感。戴高乐只得率领“自由法国”的一个师独自行动，巴黎的抵抗组织自发行动起来后，在巴黎附近的美4师才前去协助。直到今天，仍然有敢于直言的史学家说：

与1918年相比，法国人在1945年面临的困境并无本质区别。唯一的不同是，法国在1918年至少是战胜国，而在1945年，法国是事实上的战败国（尽管名义上不是）。[16]

事实上，德国投降后，美国“迟迟不肯承认[法国]临时政府”，美国大兵对法国姑娘举止轻佻，引致法国民众对美国强烈不满（页15注1）。我们若不想到，当年美军在胶东半岛登陆并进驻北京后，曾发生美军强暴北大学生事件，那就表明我们的脑筋被某种观念拴住了。

1946年国立中山大学学生因“沈崇事件”反美示威游行

科耶夫在报告开始说的德国经济复苏的威胁，其真实含义是美英帝国的威胁。科耶夫的言辞似乎在刻意刺激有历史担当的戴高乐的文明自觉意识：法兰西有悠久的天主教文明传统，难道它愿意或应该成为美英帝国的附庸？毕竟，“英美集团压倒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力量”所支撑的帝国主义式文明，本质上是新教式的，因而也是“德意志式”的（页15）。

在我们眼中，欧洲文明是一个整体，科耶夫则让我们看到，欧洲内部实际存在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文明内部冲突。

科耶夫提交报告的这个历史时刻，中国身处与法国类似的政治处境。中国和法国虽然都是二战中的战胜国，却并未享有战胜国的充分权利，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战争期间都并非完全政府，从而并不拥有完整主权。“自由法国”的首脑没有受邀参加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中国的战时首脑虽然受邀出席了开罗会议，但这位首脑自己都清楚，美英首脑打心眼里没把中国放在眼里。

果然，在随后的雅尔塔会议上，盟友美国就秘密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罗斯福对斯大林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做出让步，与艾森豪威尔做出绕道柏林的决定一样，出于保存美国人性命的精明计算——典型新教式的计算。对“人权”的理解也是新教式的：美国人的性命有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敌国的平民也不会有这样的自然权利。为了赢得战争，美国不仅对日本动用过核弹，在朝鲜半岛战争初期（1951年），也向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边境投放过细菌弹，甚至曾动念使用核弹。若非当时苏联已经拥有核弹，结果如何还真难说。[15]

在1945年8月这个20世纪的标志性历史时刻之一，中国的政治状况比法国更为恶劣。二战中的中国战场与欧洲战场和太平洋地区的美日战场都不可同日而语：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内战断断续续从未终止。“皖南事变”甚至让罗斯福气得一度下令对蒋介石施压，暂停对中国战时政府的军援：毕竟，中国内战会严重妨碍罗斯福眼中的中国战区替美国牵制日本。

战后的法国仅仅面临复国问题，戴高乐将军光复巴黎后，抵抗德国入侵的法共游击队即向临时政府缴枪，战后的中国却即刻陷入内战。日本宣布投降不到三天，中国的战时政府首脑一方面发电邀请中共领袖共商“民主建国”大计，一方面盘算着如何从中共手中夺取日占区要津。毕竟，凭靠“深入敌后”的游击战略，中共军队在八年抗战期间已经实际占据华北大部和华东一带：新四军甚至已经准备进入上海受降。

日本投降还不到一周，阎锡山部先后调集10个师的兵力，与受降后的一个日军旅团联手，夹击山西上党地区的中共军队，未料被共军围歼。“重庆谈判”期间（9月中旬），傅作义部主力按蒋介石指令沿平绥线向张家口推进，试图切割中共的华北控制区与东北的联系，遭到共军从东南两面夹击。“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又调集3个军夺取平汉路东段，试图切断中共在华北与华东两区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在邯郸一带遭遇共军阻击，损失近两个军，高树勋的新8军临阵倒戈。[17]

日本投降仅三个月，中国接连出现三次战役级别的武装冲突，怎么可能行使一个战胜国的权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