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内战的文明特色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内战仍然有其文明特色。1954年初秋，美国正与退守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商量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以欧洲方式干预中国内战，毛泽东下令福建部队炮击金门（9月3日和22日），实际上是打美国的脸。1958年7月，美国和英国先后出兵黎巴嫩和约旦，毛泽东主动出击：美帝在中东横行霸道，我们在远东牵制一下。

这次毛泽东亲自指挥，解放军在8月23日开始战略性炮击金门。10天后（9月3日），美国出动海军为国民党海军补给金门护航，但小心翼翼不进入三海里范围。第二天，中国政府即宣布中国领海为12海里，进入此范围即属侵略行为。两周后（9月15日），中美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中方要求台湾的蒋介石撤离金门和马祖，并承诺一定时期内不进攻台湾。

蒋介石希望美国太平洋舰队配合蒋军轰炸福建和江西，借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扩大战局，将美国拖入与中国的正面冲突。蒋介石没有想到，美国政府于9月下旬开始将在台湾海峡的兵力收缩至日本，并建议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以实现在台海划界，让台湾成为欧洲式的所谓“自由中国”。我们不能忘记，这次是台湾的蒋介石拒绝了美国的欧洲政治式提案。作为回应，毛泽东在10月初提出“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战略方针，并让国防部长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宣示炮击是打给美国看，因此逢单日打、逢双日不打。[27]

这场内战变成了敌对双方针对外部势力团契一致的内战，对于中国人来说，既让人感慨，也让人悲愤。中国人不惜以自相残杀来维护华夏一统，让人感慨；外部势力钳制中国到如此程度，令人悲愤。毕竟，炮击金门历时长达20年，世界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内战？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内战？

直到如今，中国政府没有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而美国众议院直到前不久（2016）还通过国会议案，将里根政府在1982年提出的“六项保证”列入法案，重申不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地区拥有主权的立场。[28]

我们已经看到，科耶夫所说的战后法国面临的两个现实危险，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险恶得多。第一，战败后的日本会在美国扶持下很快实现经济复苏，并成为区域强国，而中国没有管控日本的权力；第二，日本投降的同时，中国马上置身于苏联帝国与美帝国相互对抗的夹缝之中，法国至少不会置身这种冲突的前沿。1945年9月，美军海军陆战队第6师在胶州湾一带登陆（唯有在烟台登陆时遭到中共军队拒绝），在华北登陆的美军总兵力达五万多，年底增加到11万，随即引发苏联帝国的警惕。[29]

二  世界历史的后现代转折

科耶夫报告的第一部分题为“历史的一般处境”（la situation historique générale），第二部分的标题才是“法国的特殊处境”。看来，科耶夫希望战后法国的担纲者们能够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和某种政治哲学的高度来看待法国的当前处境。这意味着，现代政治官僚应该具备宏阔的政治历史视野和某种政治哲学素养。他这样开始：

毫无疑问，我们目前正在见证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转折，这次转折的重要性可以与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那次相媲美。（页4）

中世纪晚期的转折指14—15世纪时，西欧几个王权国家由封建制转向统一的地域性独立王权国家，并因商业文明的出现和全球地理大发现的占取而相互打斗，把世界历史带入了现代轨道，即科耶夫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开局”。上文提到的那场16世纪的法兰西内战，就是法国走向现代国家时为克服王国内部的封建结构所付出的代价。在此之前的1337 - 1453年间，英格兰王国与法兰西王国打过一场世界历史上历时最长的“百年战争”——其实，这场战争断断续续长达116年，英格兰王国最终不得不放弃在西欧大陆的领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岛国。如沃格林所说，

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乃是西欧的人身与封建组织形态得以解体、旧的政治单元在英法国家与领土性的疆域之内得以整合的大过程。紧随旧的组织形态解体而来的，则是内部秩序的强化。[30]

现在（1945年），科耶夫对法兰西的担纲者们发出警告，“民族国家正在逐步让位于超越了民族疆界的政治结构”，世界历史已经走向Empire[帝国]时代（页4）。科耶夫的这个说法无异于对后现代下定义：如果中世纪晚期的转折标志着世界历史从古代进入现代，那么，当下的转折则标志着现代进入后现代。

帝国式联盟与帝国主义

从世界历史的政治史学角度，科耶夫区分了三种政治体样式。第一，前现代的封建式政治体，这种政治单位即便号称王国，也被三种次级政治体分割，即封邑（barony）、城市和主教区（archdiocese）。第二，现代的民族 - 地域性政治体，亦即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民族国家。第三，后现代的政治体，科耶夫称之为一种“广阔的、由加盟的（apparenté / affiliated）民族国家构成的‘帝国性’联盟”（页5）。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科耶夫的世界历史眼光无疑带有所谓“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即按欧洲地缘政治的历史演化来看待世界历史。毕竟，他没法把中国的历史装进这种历史阶段论框架中去。我们的麻烦则在于，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观毕竟有其坚实的历史唯物论基础。因为，现代西欧所发展出来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观念，的确改变了全球各地域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观念。

如果我们要考虑现代中国的一般历史处境，那么，我们就得考虑，中世纪晚期西欧的那次转折，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否则，我们恐怕很难认清中国在所谓转向“后现代”的历史时期处于何种状况。无论如何，1945年的中国与战后法国一样，“正在见证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转折”时刻。

科耶夫虽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懂得撰写法国国是报告没必要用明显的马克思历史哲学修辞，而是应该用法国政治精英习惯了的言辞施教。我们能够看出，科耶夫所说的两次转折，大致对应于马克思所描绘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后两个阶段：民族国家阶段相当于资本主义阶段，眼下的转折将超越这一历史阶段，走向世界历史的社会主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