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3年维也纳之战

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封建结构因信仰分裂而起战端，固然是德意志30战争的内在原因，问题在于，内战给周边的政治单位带来可乘之机。因此，德意志30年战争是但却不仅仅是宗教战争，法兰西王国虽然信奉天主教，由于首相黎塞留主张王国利益高于对上帝的信仰，为了削弱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势力，阻止哈布斯堡王朝加强在德意志边界诸侯国的地位，毅然支持新教联盟。今天的欧洲史学家仍然认为，“尽管宗教经常加剧既存的地缘政治分裂，却永远无法超越政治。”[52]

当时的丹麦已经攫取了德意志的部分领地，又企图进一步向德意志北部扩张，瑞典则想把波罗的海变成自己的内湖；英国既担心奥地利在德意志西北部和北海地区增强势力，又担心反哈布斯堡王朝同盟各国变得强大起来；俄国也参加进来，则是为了收复波兰王国武装干涉俄国期间被波兰立陶宛王国侵占的领土。

对于欧洲人来说，德意志30年战争是整个欧洲历史记忆中的永恒伤痛。战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确立欧洲均势之后不久，在战争中崛起的瑞典企图成为帝国，再次打破均势。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试图抑制瑞典与奥地利的冲突，稳固欧洲均势，但在短短半个世纪里（至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欧洲仍然发生了多次合纵连横的联盟战争。瑞典败在彼得大帝手下之后，普、俄、英等王国崛起，欧洲均势再度发生变动。

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殖民扩张，欧洲的结盟战争逐渐扩大到全球范围：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被史学家称为世界历史的欧洲式现代阶段的第二次30年战争，不无道理。无论是17世纪的德意志30年战争，还是20世纪的全球化30年战争，人们很难说清，战争的起因究竟是因为信仰自由，还是因为随欧洲式的国家整合过程而来的地缘政治冲突。由此可以理解，意识形态与联盟战争的关系迄今仍然是让政治史学深感困惑的问题。[53]

新中国与欧洲式联盟

科耶夫在报告中提出，战后法国应该致力于与西班牙和意大利结成加盟式帝国，显得十分接近古典的联盟观念，即寻求确立新的欧洲均势。眼下的态势十分明显：美英同盟和苏联已经形成两大“加盟式帝国”政治体，今后所有民族国家型的政治体都只能在这之间做出归属性选择：要么亲美英同盟，要么亲苏。法国这样的国家如今若要与这类“加盟式帝国”叫板，只会自取灭亡，无论自己有多强大。

科耶夫估计，从地缘、经济和政治传统以及心理上的“风土人情”上讲，法国会选择美英帝国。因此，科耶夫说了一句让戴高乐听起来不顺耳的话：

一个孤立的法国，它的未来或多或少都会是一种经过伪装的“主权状态”。并且，如果其他欧洲国家也固守其“民族的”政治孤立性的话，它们的命运也会如此。（页13）

这话听起来像是说，现代西欧式的民族国家的世界历史阶段已经成为过去，欧洲近几百年努力争取的“国家主权”无一不是历史泡沫。其实，在世界历史的欧洲式现代阶段，这种有权无实的主权国家状况司空见惯。均势状态实际上是大国之间达成的权力平衡，而大国势力往往靠联合其他小国的结盟方式来获得。因此，科耶夫的所谓“加盟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帝国性’联盟”说到底并非真的具有后现代性质。

从科耶夫所说的15世纪以来的欧洲现代阶段来看，欧洲均势经历过三次大的结构性转变。第一次以17世纪中期的德意志30年战争结束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第二次以19世纪初结束的拿破仑战争为标志。这时的俄罗斯帝国早已深度介入欧洲的地缘政治冲突，成为欧洲均势中极为重要的结盟因素。第三次欧洲均势以20世纪的30年战争结束为标志，显而易见，与此前两次不同，欧洲均势已经扩展为全球均势——尽管地缘政治冲突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

我们的政治史学值得看到，所谓全球均势不过是欧洲均势的扩展。这意味着，欧洲现代文明中的好东西和坏东西会一并蔓延到亚洲。对中国智识人来说，必然面临一个被迫学习什么的重大问题。如果把欧洲现代文明中的坏东西当作好东西，那么，中国文明迟早会遭遇自我毁灭。比如，一种自20世纪初以来就在中国学界时隐时现的观点，在21世纪初又一度成为不少人信以为真的显论——据说：

如果中国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亚洲像欧洲那样联合起来的前景就很暗淡，因为，与一个中央集权大国联合的中小国家政府，总会担心自己有可能成为地方政权。[54]

论者得出这一观点的历史依据是，“世界权力中心将从北美重新回到联合起来的欧洲”，因为，欧洲文明的精髓在于“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联姻。据说，“在世界历史上，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有两次最成功的联姻。”第一次是16世纪的英国，通过“亨利八世造罗马教会的反”而唤起的英国民族主义，推动了英国的“宗教自由主义”；第二次是18世纪末的美国独立战争，“《独立宣言》是民族主义与个人自由精神的完美结晶”。据说，这两个国家都是凭靠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姻而成为了“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学”（同上，页2 - 3）。

情形真的如此吗？我们需要认真地深入认识欧洲的现代历史，而且还得随时准备犯错，否则，我们难免说话也语词咬音不准。什么叫“宗教自由主义”？何谓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联姻？

也许，对于我们来说，要理解这种联姻，更为恰切的史例应该是著名的波兰问题。在第一次被俄、普、奥三国瓜分（1772）之前，波兰不仅是当时中欧最大的国家，而且算得上一个有历史的王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一样施行选举君主制。在成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要么是“自由主义”、要么是运气，波兰始终没有经历绝对王权的洗礼。

随着俄国的崛起和西扩，这个君主国被国内的两大地方贵族集团的对立搞成分裂状态：拉多姆（Radom）同盟亲俄和东正教，巴尔（Bar）同盟亲西方和罗马天主教。应巴尔同盟邀请，卢梭为波兰政府设计了“改革规划”（1771）。[55]尽管卢梭才智超群，他的政改设计也没有来得及让波兰避免被瓜分的命运。

波兰被瓜分后，鼎力支持波兰复国的恰好是新教的英国。但英国是为了让波兰完成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姻？未必。毋宁说，波兰成为英国站在最佳的政治地缘位置干预欧洲事务的着力点。毕竟，自18世纪以来，英国积极拓展海外殖民地，与欧洲大陆的关系若即若离。通过在海外殖民形成联邦式政治体之后，英国作为域外势力介入欧洲争霸就有了绝好的本钱。20世纪的第一次欧战后期，美国一改“孤立主义”政策介入欧洲冲突，与英国的介入模式如出一辙，而且地缘政治位置更佳：英国免受欧陆国家的攻击仅仅凭靠狭窄的海峡，美国则凭靠一个大洋。

第一次欧战结束后，战胜国英法美同盟主持的“和约”不仅让波兰复国，还高明地制造出一个极富自由民主色彩的但泽走廊，甚至让名义上的战胜国俄国也把18世纪所瓜分到的波兰土地从肚子里吐出来。这一结果随即引发了波俄战争（1919），苏维埃共和国并不认可与专制的沙俄帝国一刀两断。接下来的结果众所周知：1939年，德国要抹去“欺人太甚”的但泽走廊，发动了史称“入侵波兰”的战争，于是，20世纪的第二次欧战爆发。

波兰问题起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均势极为脆弱，拿破仑战争之后，“神圣同盟”建立的短暂均势很快被民族主义国家兴起的浪潮冲垮，波兰仍然没有复国的可能。由此看来，波兰问题有如一根烫手的红线，贯穿自16世纪以来的整个欧洲现代历史。科耶夫撰写报告书之时，波兰成了苏联集团的附庸国，如今的我们则看到，1990年苏联瓦解后，波兰成了北约的附庸国，让美军的导弹部署在自己的美丽森林，成了俄国导弹直接瞄准的目标。这与其说是“欧洲联邦化”的伟大梦想正在实现，不如说是16世纪以来的欧洲民族国家阶段还远没有结束。

波兰问题是现代欧洲历史的一面镜子，我们的政治史学则值得看到，在20世纪的30年战争的第二阶段，中国才成为欧洲式全球均势中必须被考虑的结盟因素。我们应该问：被谁考虑？显然是被欧洲式全球冲突中的大国考虑。换言之，中国仅仅是欧洲均势格局中被大国考虑的因素，而非在均势格局中自己掌握主动权，考虑全球均势应该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