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耶夫与政治史学

科耶夫的诤友施特劳斯说过，真正的哲人思考普遍性的问题，这样的人能为不同的政体提供政治建言。因为，在最高层面上，政治哲人的知识“可以通用”（transferable）。政治哲人不仅是立法者们的导师，他自己也可以是立法者——柏拉图笔下的雅典异乡人和18世纪的卢梭，都是这类立法者。一旦成为实际的立法者，政治哲人“首先会优先关注自己所属的那个共同体的立法”。与工匠式的立法者不同，在考虑涉及具体国情的立法问题时，政治哲人不可避免会受“最为基础、最具普遍性的政治问题”困扰。[8]

科耶夫就是这样的政治哲人，由于他还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更应该对他感兴趣。如果科耶夫从黑格尔 - 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思考“最为基础、最具普遍性的政治问题”，而他由此获得的知识又“可以通用”，尽管还得与具体的政治实际相结合，那么，我们至少应该认定他是同道。

笔者不禁设想：如果身为犹太人的科耶夫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到中国上海，以共产国际特派员身份成了中国共产党人，那么，他会提交一份怎样的《中国国是纲要》呢？毕竟，这并非没有可能，因为科耶夫在求学时代就对亚洲感兴趣，曾学习东方语文，研究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和国情，29岁那年（1931），他还写过一本《论印度哲学》的小书（未刊）。

科耶夫镜头下的中国（1967年）

去世前一年，科耶夫再次到日本考察，返回欧洲时顺道访问北京，参观了故宫，极有可能还与中联部高层座谈过。[9]我们应该想到，科耶夫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中国与苏联帝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海峡对岸的蒋介石也乘机再次起心“光复大陆”。无论如何，1960年代的中国仍处于内战状态。1962年6月，毛泽东针对蒋介石可能进犯大陆做出军事部署：估计来犯之敌最多15万，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攻，都要正面顶住。中央军委随即增调8个师进入福建，增调一个师加强浙东方面。[10]

科耶夫去世（1968年6月）后不到一年，中苏两国就在乌苏里江畔爆发武装冲突（1969年3月），并随即迈向核战争边缘。差不多40年前的1929年5月，时年29岁的张学良年少气盛，趁苏联国内政局艰难“赌一把”，令东北军强行收回“中东铁路”。南京政府闻讯积极声援，并寄望得到各国列强支持，改变一向处于劣势的中苏边界关系。未料各国列强一致帮苏联说话，指责中方做法不符合国际法。斯大林随即下令组建“特别远东集团军”，下辖4个师（含一个骑兵师，后增加两个师），配备当时最新型的MC-1型坦克，由曾任孙中山军事顾问的布柳赫尔元帅指挥，分东西两路进犯中国东北边界。

张学良见斯大林动真格，向南京政府紧急求援，蒋介石回电，已将“全案交非战公约处断”，并派专使前往国联准备提案。张学良先后派出4个旅迎战，因不会排兵布阵，两个旅在交战中遭苏军围歼，死伤和被俘近2万，松花江舰队几乎覆灭。仅几天时间，从东路入侵的苏军深入中国境内百余里，并对哈尔滨形成夹击态势。张学良被迫与苏方求和。南京政府的外交官们正在按外交部指示积极寻求“国际社会”制裁，闻讯后个个目瞪口呆。[11]

指责少帅冒失也不对，事发前南京政府高调声援张学良，蒋介石还信誓旦旦许诺，若出大事会派兵增援。危急关头，蒋介石不仅未派一兵一卒，反倒向张学良借一个重炮营到中原打内战。今天的我们应该感到奇怪：南京政府的政治家们的脑筋怎么会指望列强认可张学良的做法呢？列强无不拥有在华利益，认可张学良的强行“废约”，意味着下一个轮到的是它们自己。

张学良（1901-2001）

196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趁中国国内政局艰难，在中苏边界不断挑事。1969年3月，新中国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上虽然都不占优势，但凭靠精心设计和充分准备，对进犯乌苏里江珍宝岛的苏军实施打击，一场小型战斗把苏军打得颜面尽失，甚至俘获最新型的T-62坦克。苏俄帝国高层十分恼火，国防部长扬言动用核弹。毛主席随即下令，在短时间内两次核试（9月23日地下核试和29日试验轰炸机空投氢弹），并广而告之，毫不示弱地反向警告。[12]

与40年前的“中东路事件”对照，可谓今非昔比：中国人已经重新组织起来了。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日本总理和美国总统相续访华。笔者不免为科耶夫深感遗憾：这不正是他在1945年的报告中指望法国能实现的帝国式崛起吗？可惜，他没有能够亲眼目睹，否则他该会说：我的预见应验了，尽管不是在西欧的法兰西，而是在亚洲的中国……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无论在哪里，只要这种样式的帝国得以成为现实，便是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科耶夫的博士论文研究英年早逝的俄国现代哲学代表人物索洛维约夫（1853 - 1900）的宗教思想，但他发表的第一部论著则是论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哲学。随后，他转而深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土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片黑土地。[13]我们有理由推想，《纲要》是科耶夫用马克思哲学原理结合法国国情思考后现代政治状况的成果。

如果新中国现实了科耶夫的构想，那么，我们的确不能说他的构想没有经受住历史考验。用中国的复兴来检验科耶夫的构想，或者说带着我们的问题来阅读科耶夫的《纲要》，不失为一次自我审视的良机。法国是欧洲的第一个现代共和制国家，而中国则是亚洲的第一个这种样式的国家，尽管文明传统和地缘位置的诸多差异使得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政治史学的角度来看，科耶夫的报告恐怕不乏让我们感兴趣的政治史学和政治哲学问题。

即便是相当粗浅的阅读，这份报告也激发笔者想到，至少有九个涉及世界历史的政治史学和政治哲学的论题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