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式内战与现代意识形态

问题在于，即便有统一的法兰西民族情感，这场法兰西内战仍然异常残暴：大规模屠杀，井水中投毒，刺杀君王，杀戮战俘，摧毁城市，掠夺平民财物，无所不作。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曾神色凝重地说过，法兰西内战开启了手段邪乎的现代内战的先河。[24]

圣巴托洛缪大屠杀（1572年8月24日）

科耶夫没有提到，但我们应该知道，臭名昭著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事件事实上抑制了新教在法国的发展。法国的新教徒要么改回旧教，要么离开法国，这一情形与接下来英格兰的国教徒与清教徒的政治冲突的后果相似。如沃格林所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情形是：英法两国在北美开辟的殖民地，为各种受迫害者尤其激进新教徒提供了安身之所，从而打造了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伦理品质。

每次革命都扔掉一波一波流亡者：首先是革命的受害者，接着就是复辟的受害者。英国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革命分子的奇怪特性，他们没有个别地移民，其目的也不在于借助海外的有利位置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而是为了和宗主国的共同体永久分离，以团体方式远走他乡。从内部逐渐改变这个民族的国家，并没有耗尽这场革命的动力，它转向海外殖民地，产生了显著的历史性后果。显然，美洲殖民地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这场[政治移民]运动。因为，在新大陆的广袤空间里，个性与观念可以得到更自由的发展，而在英国本土，它们将遭到来自社会和历史环境的阻力。[25]

在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世上的各先进大国少有没经历过惨烈内战，即便美利坚这样的新生共和国也经历过南北战争。世界历史不得不说，内战是一个传统政治体转身为现代政治体不可避免的代价。

内战古已有之，现代内战不同于古代内战的地方也许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内战更多地与政治理念的分歧相关，而非仅仅是自然人性的体现；第二，由于政治理念的分歧不会消失，内战会以非战争的形式一直延续下去。所以，科耶夫在谈到战后法兰西建立拉丁帝国的困难时，首先提到法国内部的“左派”“右派”冲突。

“左派”和“右派”的对立已经成为传统，并且牢不可破，它已经从根本上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其中一方所赞成的理念，另外一方的所有政党都会反对。（页40）

第二次让法兰西人刻骨铭心的内战发生在18世纪末，即1789年革命之后引发的保王党人与共和党人的内战。随后，法国经历了多次君主制与共和制的更迭，甚至在19世纪后期还有著名的“巴黎公社起义”（1871）。战后法国所面临的“左派”“右派”对立，恰恰来自法国大革命引致的精神分裂。

尽管如此，20世纪的第一次欧战之前，法国已经是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因此，1945年的法国参与了美英苏对德国的军事共管。与此不同，中国没有作为战胜国参与对日本的军事共管。麦克阿瑟将军甚至扬言，苏军若在日本北海道登陆，他将逮捕苏联在东京的外交代表。中国的战时政府本来已经准备好派遣现代兵种齐全的“荣誉二师”进驻名古屋一带，象征性地参与对日共管，美国愿派运输舰送国民党军去东北，却不愿送“荣誉二师”去日本，明摆着不想让中国插手战后对日本的管制和调教，否则日本后来也不会出现层出不穷的献祭战犯和为侵略翻案的事情。更让今天的我们啼笑皆非的是：1946年，蒋介石情急之下，让在上海附近集结待命准备驻日的“荣誉二师”前往鲁南苏北一带“剿共”，未料被粟裕将军指挥的华中共军打残。

中国临时政府最终未能派军队进驻日本，其实既非因为蒋介石无兵可派，也非因为美国不提供运输工具。毋宁说，根本因为是蒋介石打心眼里就不想参与对日军事共管调教日本。毕竟，美国为蒋介石提供了大量运输舰将精锐国军运送到辽东半岛登陆。内战甚至让蒋介石罔顾中国人的情感，无罪开释甲级日本战犯。[26]对于蒋介石来说，冈村宁次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功劳大大地”，因为他应蒋介石要求拒不向中共军队投降。

1948年8月，国民政府的战犯审判法庭判决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无罪释放，全国舆论大哗。中共随即发表声明，重新逮捕冈村宁次。这时，中国的内战已经出现战略逆转，中共的声明绝非说说而已。冈村宁次在1949年初返回日本时，提心吊胆，化妆前行，生怕被重新逮捕。而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冈村宁次则应蒋介石请求，迅速为其组建了多达60余人的军事顾问团。

驻蒙日军司令根本博中将曾在冈村宁次手下任副参谋长，日本天皇宣告投降后，他拒不服从，阻击并迟滞苏军攻势三天，掩护日侨东撤，还按蒋介石指令，让手下一个军归阎锡山指挥，协助守卫太原对付八路军。后来蒋介石在书房召见根本博时，拉着他的手请他坐下，与他亲切交谈，蒋介石侍卫长商震和战区司令官孙连仲两位国军将领在一旁一直站着，心里很不是滋味。蒋介石的姿态让根本博心存感激，同样应蒋介石邀请，他亲自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守卫金门之战。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与法西斯主义战犯在战后联手如此迅速，足见东亚的战后状况比欧洲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