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国际主义”

从这一政治史学的角度看，毛泽东在1936年写下的“咏雪”词的确具有扭转乾坤的伟大气魄。毕竟，这时的中国不仅正处于四分五裂的内战状态，而且还是欧洲式地缘政治冲突中被考虑的联盟要素。

由此看来，列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思想冲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世界历史不能不说，俄国革命的爆发为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完整意义上的中国革命，其实是从这时才真正开始的”。[56]

由于中共的历史命运与“第三国际”同盟的复杂纠葛，我们的政治史学还不得不关注另一个同样源于现代欧洲的结盟政治现象，即所谓的“国际主义”同盟。按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的看法：不可把现代欧洲式的国际主义与传统基督教的普遍主义混为一谈，因为“国际主义”是现代欧洲文明在自身形成过程中出现的特定运动，其起源恰恰是反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改革。为了对抗大一统的天主教共同体，加尔文在日内瓦城邦打造出第一种新式的普遍联盟观念。在随后的几百年中，欧洲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国际主义，它们无不带有加尔文式新教精神的一般特征。[57]

加尔文治下的日内瓦

新教是罗马天主教整合欧洲最终失败的结果，抛弃罗马天主教的大一统结构，也就抛弃了与中世纪欧洲的普遍制度和精神的连续性。宗教改革的要害在于，它不是致力于“改革现存的普遍精神制度，而是要创建一种竞争性的普遍主义”。由于新教仅仅在欧洲的部分政治单位获得了成功，或者说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宗教，它必然成为一种持续的革命性精神，因为新教精神作为基督教精神仍然是一种普遍主义。

在观念上，新的基督教继承了旧基督教的普遍主义；在现实中，旧的教会制度已不复存在；因此，新基督教事实上被迫站在一种党派性的立场上。此外，分裂并不是沿着各个领土社会的疆界发生的，而是在这些社会之中跨民族、跨社会阶层发生的。结果是，西方人并没有分裂为具有宗教革命性的民族和那些未受该运动触动的民族，而是这场宗教运动瓦解了各个民族体，并导致内战。因此，新基督教不仅要与旧的教会作战，而且在民族内战中也摆开了几条战线。（同上，页129）

沃格林由此解释了“自由主义”观念在世界历史中的出场，以及这种观念为何首先体现为“捉拿君主”论。当一个国家的人民由于信奉被视为“真正的宗教”的新教而遭受压迫时，君主是否有权力和责任代表新教实施干预？

就国家间的具体关系而言，当法国的加尔文教徒遭受本国旧教徒屠杀时，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管制无力，英国和德意志的新教徒是否有权利和责任实施干预？对于新教徒来说，要证明干预的正当性很容易。于是，从新教运动中就“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国际（an international）[干预]观念”。凭靠这种观念，一个新教国家有干预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义务和责任，只要这个新教国家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且处于有利的地缘政治位置。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国际义务”的历史含义在于：它勾销了欧洲式封建结构的各忠其主原则。“一个国家的臣民呼吁外国干涉来反对自己的民族国家政府”成了理直气壮的事情，沃格林提到20世纪的“第五纵队”现象，让我们难免想起自1990年代以来，甚至我国智识人脑子里也曾出现要求美国干预的现象。由此可见，新教的“国际主义”精神具有长盛不衰的历史效力。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阿斯卡隆战役

在沃格林看来，新教的国际主义联盟是“颠倒过来的”十字军东征概念：十字军东征是在罗马天主教领导下针对少数异端的行动，而现在则是少数异端能够形成组织有序的全欧洲范围内的反十字军东征。不仅如此，这种新教的国际主义精神从此成为欧洲现代地缘政治的重要恒量。自16世纪以来，这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national limits）的新教式国际主义精神给欧洲带来无数次的欧洲动荡。每一次动荡之后获得的稳定，都仅仅是暂时的，因为欧洲的政治局势变得更为复杂，随之出现新的国际主义诉求。接下来的结果是，各种普遍主义-国际主义或相互竞争或相互交织或相互冲突，催生了各种政治情感。

沃格林还看到，随着欧洲式政治冲突的全球化，这种欧洲式的国际主义精神冲突也实现了全球化，“把非欧洲的各种力量也发动起来”。不仅如此，随着历史的演化，人们已经意识不到，这种恶果的源头是什么。

国际化的干预与反干预成为现代欧洲政治史中的一种模式，在沃格林看来，这种模式在欧洲历史上刚好与三次大的均势结构的嬗变吻合。第一次体现为“宗教改革的国际运动以及反宗教改革的国际反动”，其高潮是德意志30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条约力图实现的稳定期。第二次是“法国大革命及其反动”，国际干预主义体现为多次联军战争，直到拿破仑失败，维也纳会议试图重建欧洲的和谐和稳定。

接下来是欧洲工业化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而工业化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结果是共产国际的出场。由于加入了新的因素，共产国际组织及其精神的“欧洲模式被严重模糊”。我们知道，中共为摆脱这种模糊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并在突破湘江封锁线时损失一半军力。若非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络中断，历史后果断难设想。

沃格林对世界历史的欧洲式现代阶段的深度观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共产国际的性质：第二国际与德国的帝国式冲动相关，第三国际则与俄国的帝国式冲动相关。尽管马克思主义给俄国的帝国冲动带来社会主义因素，毕竟，俄国已经是老牌的欧洲式政治单位。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接受第一次欧战结束后的波兰问题解决方案，以及斯大林对维持沙俄帝国在中国的利益所持有的强硬立场，都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的30年战争结束后迅速出现的所谓“冷战”格局，说到底仍然是16世纪以来的欧洲冲突 - 均势变化的延续。因此，我们的政治史学必须面对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区分欧洲的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为将欧洲地缘政治因素这颗毒瘤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出去，代之以中国文明的传统精神，从而形塑新型的全球化社会主义文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