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家在市场经济时期仍然保持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权？问题不在于执政者是否愿意放弃，而在于是否可能放弃。如果把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理解为一种权力，那么这种权力的另一面则是一种义务。从义务的方面讲，这种主导权来自国家对社会的三项“承诺”：增长、共富和稳定，即国家有责任保证经济不断发展，有责任保证社会的共同富裕，有责任保持社会的稳定。换句话说，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权起源于国家对社会的政治承诺。因此，放弃主导权不是一个国家领导层选择扩大市场机制范围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权力的问题，因为放弃的结果会把由此产生的所有社会矛盾都指向国家。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已经出现了资本的权力，但由于领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职能从未被寄托在任何经济阶层的身上，所以资本的作用只能发生在“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宪法语）的范围内，但不能影响国家层次上的政治。

（三）军事权力

新中国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体系中保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就不能不保持强大的军事能力。新中国的成立本来就是通过革命战争，形成了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即使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其精神状态、纪律和组织而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是中国近代以来“在社会上”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军队。由于这种政治起源，党领导军队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一个持久的结构性特征。但是，军队的国家职能是高度制度化的，中国从未发生过军事政变或任何其他由军方决定的国内冲突。根本原因在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守“党指挥枪而非枪指挥党”即党对军队的绝对统一领导为最高原则。此外，人民解放军还形成了与中国社会的独特关系，长期具有动员群众、拥政爱民的政治职能，具有诸如抢险救灾的社会职能，因而几乎区别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军队。

这支从革命战争走出来的军队，在新中国成立之时就敢于同当时最强大的美国军队直接作战，中国从此被看作一个军事强国。长期被迫以弱胜强的经历以及新中国早期受到的外部威胁，使中国领导人具有实现军事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国防现代化在最近20年更是取得飞速发展。今天，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已被西方认为是威胁时，军事实力的发展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四）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具有人生意义感、集体道德感和仪式感的思想观念，包含理性但又超越可以验证的经验。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往往对大众的认同和集体的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那么，今天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从大众的角度看，主流意识形态是开明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概念反映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对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命运的认同观念在社会功能上高于其他意识形态。因此，它是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

事实上，开明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经验下，由开国一代领导人在建设一个新国家的过程中所奠定的。从世界史的角度看，现代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必然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于从甲午战败到五四运动的阶段，它是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生存危机的冲击下，从古代的小农皇民意识向现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转变。所有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以民族解放为目标走上革命道路的，而共产主义是被用来救中国的。虽然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不再是民族主义，但中国被欺凌、被侵略的历史却使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具有强烈的民族解放意义。这种特征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只要涉及主权和领土问题，新中国不仅敢于与“资本主义死敌”的美国直接对抗，而且敢于与前“社会主义盟友”的苏联直接对抗。中国领导层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后表现出对意识形态争论的“开明”态度，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具有历史赋予的国家命运认同观念，可以使各种争论最后被统一到“发展就是硬道理”旗帜下。相比之下，当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使官方版的意识形态遭到各种意识形态（包括东正教）的挑战时，苏联社会却再无其他能够维系共同体认同的意识形态。而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为被中国社会最广泛和最大程度认同的民族使命感。

上述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权力网络是把中国经济社会组织起来的基本制度结构，而且也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运行框架。这个大国基础结构对于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发展状态发挥了以下的主要作用。

第一，使中国发动并保持了一个连续性的经济发展过程。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在独立自主条件下赶上世界先进的要求进行的，所以它塑造了中国经济发展70多年未变的总体方向——以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为主动力的经济现代化。这个实质内容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是连续的，但改革开放造就了对工业化过程异常广泛的社会参与，其动力不仅受益于已有工业体系在技术和能力上的“外溢”，也使20世纪50年代社会革命造就的社会平等成为一个有利条件——恰恰因为不存在有产阶级和大资本，所以来源多种多样的民营企业才能特别广泛地以创业企业的形式出现，也使中国民营企业的产权结构普遍表现出集体性。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迄今在总体上走的是依靠生产率提高的“工业主义”道路，虽然近年来大资本食利的“金融主义”在扩大影响。

第二，使政策的错误得到矫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历史中，经济政策出现错误的情况并不罕见，但总能得到矫正。实际上，改革开放就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体制的“纠错”。西方新一代中国问题学者最近提出一个事后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能够“逃脱”休克疗法（这种激进的市场改革导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去工业化和被外资主导）？他们发现，关键在于中国在接受了市场经济并得以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同时，却没有接受市场经济必须以全面私有化为条件的核心主张。又例如，美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加大了要求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压力，从2013年起，国内主张开放的政策呼声也以市场改革的名义开始高涨，致使宏观经济学家余永定以“最后的屏障”这样的表达形式予以反对。但是，这个话题在2015年之后却突然消失了，于是中国至今没有成为一个美元资本可以自由进出的“新兴市场”。如果系统性地梳理这些当时差点没干但最后被事实证明幸好没干的事件，我们就会发现大国基础结构对于政策演进所设定的“边界”。

第三，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天花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Derek Scissors在2009年建议美国政府迫使中国开放资本账户时，也承认需要有效率上的证据让中国信服，而最大的证据是“只有中国的复苏落后于或依赖于美国的复苏”。但2009年恰恰是中美两国经济一个相反的转折点——美国的复苏落后于并依赖于中国的复苏。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从未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中国社会能力的累积性成长从未被外力所左右或打断。

余论：中国经济还有增长潜力吗

高增长阶段大约在2014年结束，此后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低的阶段。面对近年来的经济下行，所有关心中国发展的人都有一个疑问：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再次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本文回顾高增长历史的意义恰恰在此：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看法实际上取决于对过去增长原因的理解。由于高增长现象一时超出了社会的理解能力，所以对其原因的解读存在着混乱，这可以从一个矛盾的社会态度上看出：一方面把高增长的主要原因看作投资驱动和粗放发展，从而产生了“经济失衡”“产能过剩”“杠杆率过高”等问题；另一方面又把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和中国工业取得的国际地位当作引以为豪的成就。这个矛盾态度恰恰说明，科学地讨论高增长的原因是形成正确政策的前提，而理论建设和认知水平的提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能力成长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文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现象，因为其主动力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基础结构之下，以工业体系为载体的有用知识体系和社会能力的累积性成长。这个累积性的演进过程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一直没有中断过，而在21世纪初出现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在一系列有利的条件下，蕴藏在中国工业体系和中国人民之中的能量得以迸发。这种能量的内在经济机制可以由递增报酬来解释，而使其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条件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民广泛参与。因此，对于中国经济还能不能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的问题，本文的答案是肯定的和确定的。尽管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当一国的人均GDP趋近于领先国家的水平时，其增长速度必然下降，但如果中国在人均GDP还只是美国的大约六分之一时就断言其经济增长潜力已经销蚀，则完全没有科学的理由。今天，中国工业体系远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强大，同时存在的与领先国家的收入水平差距和需要补上的“短板”，反而说明这个体系的需求弹性依然存在，何况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本无止境。在中国经受住了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之后，今天还有多少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能依靠外力？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仍然是在前方，而不是在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