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曲线”谜题提出的挑战是，一旦把经济增长置于具有时间序列的实际过程中，经济增长的直接投入变量如投资、信贷、研发投入、劳动（数量和技能）等，就与产出变量如工业增加值、生产率、利润等是同时发生变化的。同时，技术进步也不像内生增长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只是研发投入的函数，而是一个伴随工业体系扩张和变化的学习过程，不仅与其他所有的经济变量互动，而且受到组织、管理、政策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说明经济增长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现象和过程，不存在可以单独挑出来解释整体绩效的个别变量。

在批评新古典增长模型时，阿布拉莫维茨早已指出理解这种互动关系的重要性。他直言，“没有对这些互动关系的更深理解，我们甚至对增长最直接来源的知识都是不完整的”。在这篇他作为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演讲的文章中，阿布拉莫维茨最后说：

我们无法还原为稳定和容易理解的内生要素函数的那些东西，存在于历史领域。对技术和增长其他方面的历史性研究，充满了可以恰当理解主要增长源泉之间联合及互相依赖行为的例子。我期待这样的历史研究在未来可以做出重要的贡献。

如果承认知识和能力是在资本积累背后导致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不可逆的累积性过程。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开动并保持70多年没有中断的经济发展过程（尽管经历过曲折），一定是因为存在比增长因素更高层次的变量。

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大国基础结构

对于经济增长历史经验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进入经济增长过程需要更深层次的社会因素。尤其对于落后国家来说，使其能够进入经济增长过程的“深层次社会因素”远比影响增长过程的直接变量（如要素投入）更重要，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西方学术界在二战后讨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时，曾经产生过“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而获得更高增长率”的说法。阿布拉莫维茨以历史经验为依据，否定了这个说法的普遍性并提出了限制条件：只有“在技术上落后但在社会上先进的”（technologically backward but socially advanced）国家才可能具有较强的快速增长潜力。

按照这个洞见所揭示的规律，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后实现较快速度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出现高增长，一定是在此之前具备了“社会上先进的”（即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那么，当中国还处于经济收入很低的计划经济阶段时，她具备了什么条件或因素可以算是属于“社会先进”的？这个问题把本文引向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社会框架，本文把这个框架定义为开国一代领导人奠定的大国基础结构。“大国”的含义不是仅指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的大小，更是指使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可以保持独立自主的要求；“基础结构”指的是一个把中国经济社会组织起来的权力网络，包括四个互相重叠而又互相分割的方面：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这样看待社会的视角，我们以下扼要陈述这个基础结构的特征。

（一）政治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现代主权国家，是通过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而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国家的唯一执政党，而且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背后，也始终具有一个“党直接组织人民”的政治关系结构——这是中国具有很强社会动员能力的原因。在对外关系上，新中国表现出来强烈的主权意识，在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方面极其强硬。在对内关系上，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彻底消灭了在中央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所有“中间权力”的政权，是第一个实现对所有“边疆地区”直接统治的政权。尽管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频繁政治运动对社会造成过一些伤害，但新中国的社会革命始终保持的鲜明特征，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男女之间和不同民族之间变成平等的。因此，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是通过民族解放和为人民谋幸福而获得了政治合法性。

自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经济增长之后，世界上任何一个领土性的政治实体能够发展经济的第一个条件是建立现代主权国家。主权国家和市场经济起源于西欧，它们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不平衡扩散的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那个过程中，部落、酋长国、农业帝国等政治实体或者成为欧洲的殖民地，或者经历自身的社会变革而成为现代主权国家。这些命运的不同恰恰说明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主要根源是在政治方面，而非经济方面。因此，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即使在现代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主权国家及其行为也是影响世界市场对于财富分配的重要因素。面对西方的敌视和工业化的需要，新中国在成立之初的冷战背景下倒向苏联阵营，但此后的中苏分裂、自力更生、中美打开关系等历史事件都证明中国保持独立自主的决心和能力。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融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始终拒绝这个秩序所要求的主从关系，所以中国没有接受那些足以导致国内市场被外资主导的政策建议。

（二）经济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70多年的历史中始终保持着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在“前30年”，主导权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一切“资本积累”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经过4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决定国家主导权的一些结构性因素仍然被保持下来，包括：（1）国家仍然主导经济发展的方向，并以五年规划作为实施机制；（2）土地和自然资源保持公有制；（3）通过对主要银行的国有制和金融监管控制着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开放时期关于央行独立的建议从未被领导层接受过）；（4）最大的工业企业是国有的；（5）政府通过对基础设施和重大技术项目的投资，保持直接介入实体经济的能力（这是一项几乎区别于所有国家的特殊制度能力），地方政府通过分配土地、融资等要素而主导地方的经济发展；（6）在影响国家安全的领域保持分配和定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