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很快就显示出一个结构性特征：在劳动成本较低的同时，技能水平却较高——表现在中国出口的产品既包括劳动密集型的，也包括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这违反了穷国生产低端产品而富国生产高端产品的一般规律。用罗德里克的话说，“1992年，中国的出口产品所反映的收入水平要比中国当时的人均GDP高6倍以上”。这个特征赋予中国极大的国际竞争力，即来自较低劳动成本和较高技能相结合的竞争优势。没有这种能够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的能力，加入WTO就不会成为中国高增长的条件。

那么，这个特征从何而来？较低的劳动成本很容易以“要素禀赋”来解释（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比例高等），但较高的技能水平只能是后天形成的，即与工业化的经验有关。这就使本文的分析指向一个被今天许多理论所“遗忘”的事实：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工业化。1980年，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在对中国第一次进行调查后的报告中评价：中国“目前已建成了近乎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重点是制造资本设备。中国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工业品种类多得多，对进口设备依赖程度低得多。几乎每一个重要工业部门都在全国的若干地区设置了重点工厂，并特别努力使制造业分布到落后地区和农村”。因此，中国是在拥有一个“近乎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础上开始改革开放的，而且由于它的存在，外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始终是补充性的。如果离开这个基本事实，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就难以被理解和解释。

这个被“遗忘”的事实说明，讨论经济增长需要回到一个基本点，即以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为根本特征的现代经济增长是工业化经济的产物，正如第一代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库兹涅茨所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工业体系——即越来越依靠现代科学知识的生产体系——的作用”。在2000—2013年的中国经济高增长阶段，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保持在44%以上，而且工业生产率（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不仅最高，提升速度也最快。因此，中国工业体系的扩张无疑是高增长的主动力（见图3）。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视角

把工业拉回到解释经济增长的变量之中，在理论上具有深刻含义。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曾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关切。当新古典经济理论在20世纪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后，其关注焦点转向自由市场通过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流经济学再次关注经济增长时，工业层次的变量已在理论中消失，其代价是使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

今天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主要依靠由索洛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个理论的前提是资本积累决定经济增长的传统思想，其模型的分析起点是总生产函数，它不仅完全抽象掉了生产过程，而且只遵循产出是投入结果的单向线性逻辑。当这个模型被应用于分析实际的经济增长时，就产生了标准增长核算（亦称增长因素分析），它经过数学处理可以表达为如下方程（假定国民收入的3/4归因于劳动，而1/4归因于资本）：

产出增长率（%）= 3/4（劳动增长率） + 1/4（资本增长率）+T.C.（索洛余值，代表技术状态的变化率）

上述方程根据在国民收入统计中可以找到的产出增长、劳动增长和资本增长数据，间接推算出很难测算的技术进步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减去其他要素贡献之后的余值）。当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使用这个方法研究美国经济增长时，他揭示出工业化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一般特征：产出增长率大大高于加权平均后的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即那个余值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后来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要素投入更大。虽然余值的内容至今不明，但增长核算对技术进步作用如此之大的发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古典增长核算受到的主要批评是：诸如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互相独立的。理查德·R.纳尔逊在1964年就证明，无论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它的增长速度都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阿布拉莫维茨则发现，资本对于美国生产率的影响之所以在19世纪比在20世纪更大，是因为19世纪的技术进步具有规模和资本偏向（bias），而教育和研发对于20世纪经济增长的较大贡献掩盖了技术对新的无形资本使用的偏向。换句话说，投资影响技术进步，而技术变化的特性也影响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需求。

由于其单向线性逻辑，所以以工业化国家为对象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及其增长核算对理解落后国家的发展意义不大。如果一个以初级生产为主的经济体要走上发展的道路，真正的问题在于商品市场、资本积累、劳动技能和技术进步等这些持续经济增长所必要的因素是通过怎样一个过程而发展起来的。由于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是其他因素变化的必要条件（反之亦然），所以这些因素只能在彼此互动的过程中才能生成和发展。新古典增长核算也是中国学界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时所高度依赖的理论工具。但借助这个方法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存在缺陷的，我们可以计算出中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初和202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也只是统计描述，无助于理解为什么中国能从一个极度贫困、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经济体变成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和第一大出口贸易国。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回顾发轫于古典经济学的另一支关于增长的理论传统，即基于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的经济增长理论传统。亚当·斯密在写于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国富论》中认为，劳动分工导致的生产率提高是国民财富增长（即经济增长）的源泉。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亚当·斯密才认为工业比农业更重要，因为工业为劳动分工提供的潜力远大于农业。他认为只能在工业中产生的劳动分工收益，已经使英国劳工的生活水平超过了一个非洲的国王。亚当·斯密关于在竞争性条件下劳动分工导致生产率不断增长的表述，使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递增报酬”（increasing returns）概念。

使“递增报酬”在经济学思想中挥之不去的是阿林·杨于1928年发表的《经济进步与递增报酬》，时值美国工业蓬勃发展并走上世界霸主地位。阿林·杨认为，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理论“是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能够找到的最有启发和成效的概括之一”，但生产—操作过程的社会劳动分工远比生产单位内部的劳动分工更重要（这两种分工的概念都出自《国富论》），因为“……在劳动分工之下，一组复杂的过程被转变为一系列更简单的过程，其中至少某些过程变得适宜于使用机器。在采用机器和间接生产的过程中，又会出现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其经济性又再次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阿林·杨同样相信工业能够比农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分工机会，因为工业可以不断增加迂回生产方法，即最终产品的生产越来越依靠生产资料生产的方法——这是产生递增报酬的首要因素。与之相对应，实现递增报酬的首要因素则是各工业之间劳动分工的进展，无论是已有工业的变化还是新工业的产生。

阿林·杨认为，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应增加就是对其他商品需求的增加，从而扩大市场的规模，而生产组织的任何一个重要改进都会为工业体系的其他部分创造出本来不存在的进一步变化的机会。于是，“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但市场范围又取决于劳动分工”。正是劳动分工产生的外部经济性包含着递增报酬机制的“奥秘”——劳动分工深化、资本积累、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扩大之间存在正反馈的互动。阿林·杨一再强调，理解递增报酬机制必须把工业运行看作互相联系的整体，企业的内部经济从属于各工业之间劳动分工的外部经济，而后者才是递增报酬的基本工具。他明确指出，一旦递增报酬机制起作用，造成连续经济变化的力量就是经济体系内生的，“意味着不断战胜经济均衡力量的反力量比我们通常意识到的更普遍和更深地植根于现代经济体系的构成之中”。这种动态互动关系包含经济进步可能性的立场是与主流经济学均衡框架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