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体系与其他经济因素的互动

虽然工业体系的递增报酬可以从逻辑上较好地解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内生动力，但它也是一个不可量化的概念。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可以决定高增长的变量？例如，遵循新古典增长核算的框架，一些经济学家近年来把高增长的原因说成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和巨额信贷拉动”的。因此，解释高增长原因的关键是从逻辑上证明，如果不存在递增报酬机制，那么最初响应宏观政策变化的增长只能是“递减报酬”的，不会变成一场持续的高增长。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一个X曲线谜题，见图8。

图8的曲线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现象上抽象出来的，本文前面的统计图都表现出这个“形状”。实际上，中国在生产体系之外的各个领域的增长也都表现出相似的形状。于是就产生了一个“谜题”：为什么在高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各方面的增长都呈现出X曲线式的轨迹？首先观察投资和信贷的增长情况，见图9。

图9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和贷款的增长与工业产出的高增长是同步的。当然，曲线形状只能提供一个大致的“印象”，并不精确，但足以对高增长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和巨额信贷拉动”的说法提出一个质疑：如果工业增长是投资和信贷的增长所驱动的，那么为什么投资和信贷的增长不是工业增长所驱动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投资的增长在所有的时点上总是先于产出的增长，从而使相关曲线显示出相同的形状？为澄清这个问题，我们对政府投资和全社会投资做一个分解，见图10。

图10清楚地表明，当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增长时的2000年，财政支出的投资（经济建设费）仅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不到四分之一；到了高增长“如火如荼”的2006年，财政投资的比例更是下降为不到十分之一。因此，高增长不可能是政府的投资所驱动的。非财政的投资的确迅猛增长，但导致这些投资增长的诱因已经可以用递增报酬——增长导致新的投资机会——来解释了。由于那个阶段的经济政策始终遵循“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原则，所以货币和信用条件基本上“配合”了高增长，但不是“政策驱动”的，而是“政策跟进”的。

事实上，如果考察一个持续若干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产出增长永远由投资增长所决定的单向线性因果关系就不可能成立——如果没有投资回报产生的利润和税收增长，哪个国家可以在14年间支撑年年递增的“大规模高强度的投资”？中国高增长阶段的实际数据说明，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是互动的——投资增长“驱动”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驱动”投资增长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使这个互动过程能够持续的条件一定是存在递增报酬，即经济增长导致更多的投资机会，同时也导致投资能力的增长。因此，把中国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说成投资驱动的粗放发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经济变量在增长过程中是互动关系的主题还可以从与“全要素生产率”有关的方面得到证明。例如，中国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如果中国不首先在科学和技术上取得进展，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持续。这个说法的谬误之处还是在于其单向线性的逻辑，因为相反的因果关系同样成立——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见图11和图12。

图11展示的是研发投入的增长，而图12是研发结果的增长，当我们把这两个指标看作对中国科学技术进步的衡量时，那么它们的增长曲线则反映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当我们承认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经济增长是科技进步的驱动力。这个关系并不难理解：如果没有以工业体系为主的应用载体，中国既不会产生对科技进步的需求，也不会具有对科技进步的投资能力。因此，中国科技的高增长只能发生在与经济高增长互动的过程之中。这种关系同样表现在教育领域。

上述分析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或“技术进步”是一个远比主流经济学的理解更复杂的过程。关键在于，技术进步及其所涉及的研发、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从来不能脱离经济发展，也不能脱离工业体系而独立发生，因为有用知识及其对生产率的影响必然来自科学发展与源于生产经验的学习过程之间的互动。那么，中国经济学家在解释经济增长时通常使用的单一方向的线性因果关系解释（如投资驱动增长）还成立吗？那种把中国经济问题定义为经济增长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轨道上的说法还成立吗？实际上，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经验研究证明，全要素生产率最高的阶段恰恰是在高增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