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体系的形成始于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推进的工业化。以历史的视野看，中国是继被称为工业化“晚来者”的日本和苏联之后，最后一个仿照领先国家的工业结构，以“大推进”方式建立起工业体系的大国。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工业化目标也决定了此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结构特征，如中国布局全面的科学研究和今天“生产”出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理工科毕业生的高等教育体系就是从那时开始形成的。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中苏分裂和经济困难阶段，经历了“三线建设”和“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在那个长达20年的“自力更生”阶段，中国一直在扩充自己的工业体系并取得了以“两弹一艇一星”为标志的技术成就。但现实中的计划体制也存在着限制社会广泛参与工业化的缺陷，加上频繁的政治运动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破坏，致使中国工业体系的生产率增长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也使工业化的成果没有更快、更有效地转化为人民的经济福利。对经济发展绩效的不满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20年过渡期里，经济增长仍然是政策驱动的，虽然实现了较高的增长率，但伴随着多次大起大落。主要原因来自“双轨制”下的矛盾：每一次政策驱动的经济扩张都引起地方政府的“大干快上”，但总是遇到能源、材料和交通等基础供应方面的制约；由于这些部门仍处于计划体制之下（企业不是主角），而投资又受到国家财力的制约，所以经济扩张总是引起通货膨胀。中国最终渡过了这些阵痛阶段，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在基本没有破坏中国工业体系的条件下，完成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如果对比苏联/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过程，就可以理解中国的改革成就来之不易。

到世纪之交，中国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经济主体可以对市场需求变化做出响应的条件下，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的扩张性宏观政策触发了一场其特征迥异于此前的增长，不仅增长率更高，而且再无大起大落，甚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没有中断其连续性。我们先从钢铁工业的增长来看一下中国工业体系迸发出来的巨大能量（见图4）。

图4以世界几个主要国家在145年间（1871—2015）的粗钢产量为背景，展示了中国钢铁工业在2000—2014年的增长曲线。这条曲线清晰地表明：自从现代钢铁工业在19世纪中叶出现之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钢铁工业在任何阶段曾经出现过像中国钢铁工业在2000—2014年间那样的高增长：粗钢产量从2000年的1.2亿多吨增加到2014年的8.2亿吨，15年间净增7亿多吨。经济史学家罗伯特·C.艾伦在2010年出版的书中，怀着敬畏之情说：“中国现在的钢铁年产量达到5亿吨。美国、苏联和日本的年产量从未超过1.5亿吨，因此中国打破了所有的世界纪录”；“如果在接下去的30年里，中国依旧保持自1978年以来的发展速度，它将赶上西方。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就像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完成航海探险之前那样。世界将重新回到起点”。

实际上，中国所有工业部门都同时出现了高增长，尤其是需求弹性较高的资本密集型工业（见图5）。“比较优势论”缺乏解释力的原因恰恰在于高增长同时发生于所有工业部门，不存在这个理论所断言的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顺序；市场化改革是重要的条件，但也只是条件，并非增长本身；加入WTO也不是原因，因为资本密集型工业的高增长是内需拉动的（中国直到2004年还是钢铁净进口国）。因此，要解释中国工业的高增长就必须在工业层次上回答需求和生产能力的增长来源。

钢铁、水泥、高速公路建设等工业的高增长确实反映出中国处于需要大规模资本建设的发展阶段，而耐用消费品工业的高增长也反映了人民在收入水平提高过程中对过去无力购买的消费品的渴望。但这样的理由只能说明理论上的增长潜力（需求弹性高），并不能解释高增长的原因。例如，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制约经济扩张的能源、材料和交通等基础工业也同时出现了高增长？答案是：在市场力量可以反映社会真实需求并引发创业浪潮的条件下，工业体系的存在就是所有工业部门能够出现高增长的根本原因。任何一个部门的需求增长——无论是来自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或出口扩大——都会引发对其他部门的需求增长。很容易证明，给定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它的工业部门越多，就会对钢铁产生越多的直接需求；同时，工业部门越多意味着迂回生产的空间越大，市场分工越细致，所以对钢铁的间接需求会随着部门数量的增加而成倍增加。因此，在存在一个完整工业体系的前提下，高增长的需求条件是高增长本身所创造出来的。中国钢铁工业在21世纪前15年的高增长是中国在走向发达状态过程中所必须迈上的“台阶”，也预示着一个历史上空前的巨型工业经济体的出现。

即使需求弹性高，这些工业的生产能力能够迅速扩大的原因也是需要解释的。对任何经济体来说，在15年间增加7亿吨粗钢产能和20亿吨水泥产能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因篇幅所限，本文只讨论设备（资本品）的供应来源。

中国工业在高增长阶段所需要的设备大部分是中国企业供应的，但这个可能令一些人意外的事实是设备工业在增长阶段出现广泛突破的结果。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已建立起几乎所有门类的设备工业。但是，在那之后的20年里，国家实施了技术引进政策，除了进口就是要求“合作制造”（外国企业设计，中国企业制造）。这个政策实际上阻碍了设备工业的技术进步，使自主研发的产品没有市场。以此为背景，高增长提供了具有特定含义的市场需求条件，即为中国设备工业的广泛突破提供了“政策体制”之外的需求。有以下几个典型例子。

到2005年，重型机械工业在大型铸锻件方面已能够生产出许多重大产品，但中国对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产品则需要依靠进口。2006—2007年，当中国为发展核电而进口大型锻件时，被日本政府“卡脖子”。此后，国家发改委批准几家重机企业实施铸锻钢基地及大型铸锻件自主化的改造项目，在短短几年内就实现了突破（其实那时中国企业已有深厚的技术积累）。从2006年到2011年，几家重机企业先后建成15000吨和16000吨的水压机、16500吨和18500吨的油压机（每次都是世界之最），不仅生产出替代进口的产品，还生产出他国不能生产的产品。2020年，一重集团制造的全球首台3000吨超级浆态床锻焊加氢反应器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但从1600吨加氢反应器开始，实际上每一次世界新纪录都是一重自己创造然后自己打破的。如今，中国制造大型铸锻件的能力和水平都位居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