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路风】

导言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经历了一场史诗般的高增长。在2000—2013年的14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9.95%，人均GDP增加4.5倍，经济规模（GDP总量）增加近5倍，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事件改变了世界对中国以及中国对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但是，这一轮高增长的发生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意外。回到高增长前夜，199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还排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之后，大约是美国的九分之一，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和德国的一半，相当于英国和法国的三分之二多些，顶多接近于意大利。在国内，由于连续经历了宏观调控后的通货紧缩效应、亚洲金融危机和洪涝灾害，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持续下滑数年。面对那时出现的市场萧条和产品滞销现象，国内政策界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严重短缺转向了相对过剩，工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市场需求成为工业增长的明显制约因素。不过，在这些压力下，那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转向扩张性。

即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到世纪之交已止跌回升，但仍然没人能想象增长的潜力会有多大。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一位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就这个非常大胆并鼓舞人心的目标向新华社记者解释说，“按照这一目标，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2000年价格计算）将超过35万亿元。未来20年，中国经济至少保持718％的增长速度”。他同时预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于2005年超过法国；202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2050年，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后来的事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最初响应政策的恢复性增长很快演变成一场高增长。中国经济在2000—2007年的年均增速达到10.6%，使中国的经济规模在此期间连续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当西方国家因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时，中国经济规模在持续高增长（2009—2013年的年均增速为9.0%）的基础上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出于对“过热”的担心而数次实施紧缩政策，恰好说明高增长有着产生自己势头的力量源泉，而并非政策的直接后果（见图1）。

迄今为止，这场史诗般高增长的原因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缺乏严肃的解释就会给任意解读留下空间。因此，科学地解释为什么能够出现那场高增长，不仅关系到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以及未来经济政策应该遵循的原则的判断。

本文以中国经济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为切入点，以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力图揭示中国经济能够在几十年里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以高增长过程的实际特征为经验证据，并基于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的经济增长理论传统，把高增长的直接原因归于中国工业体系的递增报酬机制；以产出、投资、科技和教育发展等方面同时增长的事实为证据，指出新古典增长理论单向线性逻辑的缺陷——产出永远都是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函数。本文证明，一旦一个具有工业体系的经济体进入增长过程，生产要素的投入同时也是产出的函数，而技术进步也是一个伴随工业体系扩张和变化的学习过程。因此，开动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某一时点上的要素投入，而在于各个经济变量能否进入一个“正反馈”互动的过程。这个观察推动本文直面使这种互动过程得以产生的更高层次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初期就奠定的大国基础结构。这个基础结构是一个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把中国社会组织起来的权力网络，它决定了中国能够以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框架发动工业化，可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独立自主，决定了中国一定要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决定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和对国家发展方向的认同。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最近这些年持续下行，但仍然具有较快经济增长的潜力，而近年来的经济下行主要是政策导致的，对经济增长潜力的“悲观”看法主要是由深受主流经济学影响的意识形态决定的。根据本文分析的增长机制，由于工业体系和大国基础结构的存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天花板”，并且，中国的经济规模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

加入WTO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吗

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那场高增长在中国学界并没有成为一个需要特定解释的问题，仅仅被当作改革开放后整个增长过程的一个部分。如果很宽泛地划分，学界对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增长原因有两个主要的解释：（1）发展战略从前30年的强调重工业化转变为发挥比较优势；（2）市场制度的发展，如分权体制、产权保护、所有制多元化、公平竞争、价格引导等市场制度安排都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由于对高增长的原因缺少理论上的解释，所以一个凭表面印象的流行性解释是把高增长归因于中国加入WTO。既然如此，本文就从“加入WTO的作用”切入，逐渐厘清可以帮助理解高增长原因的理论方向。

中国进入经济高增长轨道与加入WTO几乎同时发生，这是许多人把两者联系起来的原因。但是，如果加入WTO确实是中国进入高增长的主要原因，那么就必须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证明：加入WTO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加速作用。我们选取曾经被认为属于同类发展状态的“金砖五国”来验证这个命题。在这五国中，俄罗斯的情况比较特殊，她是最晚加入WTO的，而且加入后不久就因为2014年“收回”克里米亚的行动而遭到西方的制裁，所以经济增长业绩较差。因此，本文剔除这个“例外”。

图2是印度、巴西、南非和中国在加入WTO前后的经济增长情况：（1）中国在加入WTO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阶段，但其他三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加入WTO前后并没有明显变化；（2）从长期看，加入WTO对四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加入WTO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加速作用”的命题不成立。

既然中国的高增长是“金砖五国”加入WTO之后独一无二的现象，那么决定这个“因变量”的自变量是什么？很显然，加入WTO不是这个自变量，因为它对于“金砖五国”来说是一个常量。事实上，冷战结束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的推动下实施了市场改革、加入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按“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的政策，中国也没有例外。那么，为什么唯独中国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很显然，问题在于什么因素（自变量）使加入WTO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而不是“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