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石化在一份写给国家发改委的报告中称，国外设备不能满足国内石化行业的需求，“一些国外制造商对国内询价经常不予响应，交货期从2003年的12个月延长到2007年的22—24个月，价格也上涨了近一倍”。这种压力促使中国政府于2006年把乙烯成套设备列为国产化攻关的重点，批准在天津、镇海、抚顺建设采用国产关键设备的百万吨级乙烯项目。以此为契机，奋斗多年的沈阳鼓风机、杭州汽轮机、杭州制氧机三个集团终于有机会“登堂入室”，为这些项目提供了压缩机、工业汽轮机和冷分离装置（均为乙烯核心设备）。这三个项目建成后，中国很少再进口外国的乙烯核心设备。2017—2018年，浙江舟山4000万吨炼油、石化一体化项目（国内最大）的设备采购全部为中国企业中标，而舟山项目也助力了中国工业的一项新成就——炼油能力即将超过自19世纪中期以来保持世界第一的美国。

中国冶金设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以“合作制造”的方式参与了进口大型冷连轧生产线的部分制造，但一直没有自主设计、制造过整条冷连轧生产线。世纪之交，不像宝钢那么有钱的鞍钢决定在改扩建过程中采用国产设备。2000年5月，鞍钢与一重签约，由一重为鞍钢设计、制造一套1780毫米冷连轧机组，它是制造汽车和家电用钢板的关键设备。2003年6月中旬，这套冷连轧机组在鞍钢一次试车成功，立刻“腰斩”进口轧机的价格。2000—2017年，一重为中国钢铁工业提供了24套冷连轧机组，同期全国进口不过十几套，而且其中10套还是与中国企业合作制造的。

2006年，一支从老国企出来的技术团队创建的太原通泽重工，与无锡一家渴望生产高端无缝钢管但买不起进口设备的民营制造企业合作，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套连轧管机组，“从而一举打破了国外厂商长期以来对连轧管技术的垄断，由此我国成为世界第三个能够自主设计建造大型无缝钢管连轧管机组的国家”。今天，中国工业建设一条连轧管生产线的投资成本从使用进口设备的大约30亿元降到了使用国产设备的大约6亿元，而中国的无缝钢管产量已经占全世界的65%。由于不存在系统性的研究和统计数据，我们无从知道国产设备对于降低投资成本的整体情况，但一旦突破就“腰斩”设备价格的例子在每一个工业都可以见到。毫无疑问，设备工业的广泛突破至少以大幅度降低投资成本的形式支持了生产工业的生产率提高。

如今，中国机械设备工业的产量和产值都是世界最大的。在发电设备领域，三大电气集团（哈尔滨、东方和上海）提供的世界最高水平的百万千瓦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超过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水力发电设备的技术和制造水平处于“孤独求败”的状态，光伏、风电的设备制造世界第一，核电在建规模世界第一。在输变电设备领域，仅因中国率先采用特高压输变电系统的原因，就使规模世界第一的中国输变电设备工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大型技术系统的创新带动设备工业发展的例子还有高铁，它的大规模建设使中国轨道交通设备工业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石油钻采设备工业的销售收入在2003—2014年增加了35倍，从2000年起就保持为世界石油天然气钻机的最大出口源。中国的工程机械、水泥设备、矿山设备、海洋工程专用设备等工业均为世界最大；上海振华重工一家就供应了全世界70%—80%的港口集装箱起重机。连被认为处于弱势的机床工业（生产规模仍然是世界最大），也出现了最近10年向美国汽车工业出口十多条大型自动化冲压生产线的济南第二机床集团。例子无法一一列举，故以图6来概括设备工业的整体情况。

在图6中，中国机械设备的国际贸易在1980—2003年间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反映出改革开放最初20年里对进口设备的依赖。2004年是转为顺差的拐点，而当时正是高增长对设备需求的旺盛阶段，出口不降反升已经说明中国设备工业的进步，而顺差从此一路扩大则反映出在突破中的强劲成长。根据2021年8月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一项研究报告，2020年中国的机械设备出口额首次超过长期领先的德国，并预计中国增长更快的趋势将持续下去。

中国高技术工业的基础也是在“前30年”建立起来的，但在改革开放后的技术引进和进口热潮中，半导体、民用干线飞机等核心领域的研发被放弃，致使关键性的电子工业转向以消费产品为主（如彩色电视机）。那时的一个罕见突破发生在电信设备工业，即自主开发大型程控交换机的成功。由于自主开发可以锻造出较强的技术能力，所以电信设备工业在中国经济进入高增长阶段后迅速强大起来。但是，高技术工业格局的全面转变是发生在高增长阶段。

高增长带动突破的一个例子是半导体显示器。当中国的电子产品工业进入高增长后，“缺芯少屏”的痛苦日益加重。但与此同时，在21世纪之初进入液晶显示器工业后，挣扎了数年的京东方却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在此后的七八年里，京东方以超过4000亿元的高强度投资建设了10多条生产线。到2020年，中国半导体显示器工业已稳居世界第一。从结构条件上看，敢于实施这种高强度投资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工业对于显示器的确定需求——需求越大、越迫切，投资前景就越确定。因此，每当某些部门的落后造成“不平衡”时，工业体系本身就会产生一种“矫正”的力量。按照同样的道理，只要政策得当，中国集成电路工业的突破是可以预期的。

高增长对于高技术工业突破的作用有时是“迂回”的，恰恰反映出工业体系的特性。在传统汽车工业，改革开放后采取的合资模式导致外国品牌主导了中国轿车工业，但高增长引发的新企业进入使这个工业产生了自主开发模式——今天属于高技术范畴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就是在自主开发模式的基础上兴起的。经过迂回方式发生作用的还有在以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的电子产品制造业集聚，据估计其产能超过全球的一半。在高增长阶段，深圳出现了数量超过任何其他城市的自主品牌高技术企业，但也形成一个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电子产品及加工其零件的制造集群。这个集群曾经大量生产被称为“山寨”的产品，但一旦出现创新，它就成为创新者的力量源泉。例如，从2013年以来就居于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霸主地位的深圳大疆就是依托深圳的产业集聚脱颖而出的。

图7可以反映出与设备工业相似的事实，即中国高技术工业的广泛突破和赶超是发生在高增长阶段。从国家直接支持的超级计算、载人航天、核能到以企业创新为主的各种电子信息产品和互联网应用，莫不如此。今天，中国的诸如移动通信基站、液晶面板、太阳能板、车载电池、电池材料、智能扬声器、智能手机、监控摄像机、电脑等产品已在全球市场占据优势地位，而目前存在的短板也意味着未来的增长空间。依托世界最大的工业体系是中国高技术工业能够继续突破的良好条件。

中国工业在高增长阶段的发展证明，在市场化和人民广泛参与的条件下，由工业体系的演进所产生的劳动分工深化、资本积累、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扩大之间的“正反馈”就是中国高增长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