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工厂 资料图/来源见水印

基于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的经济增长理论传统有助于回答一个历史性问题：自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之后，为什么西方国家不断拉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差距？要解释造成这种分野的直接原因，就必须找到使西方国家的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的自我强化机制——这就是工业化产生的递增报酬机制。对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马克思对于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分析：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手段，很快又转化为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经常把大量资本和工人由一个生产领域投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场联系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以及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在阿林·杨关于递增报酬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其中，罗森斯坦-罗丹认为，落后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工业化，但工业化要求同时发展许多工业部门，否则无法克服工业品市场狭小和工业投资无利可图的恶性循环。纳克斯在讨论落后国家的资本形成时认为，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出现生产率增长的经济活动，而发展战略的关键是创建一批基于报酬递增活动的工业部门，它们互相成为彼此的市场，并随着生产率提高和市场扩大而产生更高的储蓄和投资，由此进入最初的增长良性循环。因此，他们的主张被称为“大推进”理论。但是，早期经济发展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衰落。在实践上，由世界银行专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大推进”战略的尝试基本都失败了（主要原因是政府无能和腐败）；在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逐渐主导了关于发展的议题。

尽管如此，当西方工业化国家拉开与落后国家的生产率和收入差距之后，从落后状态能够实现工业化的少数后进国家无一不是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大推进”战略。两个较早的经典范例是苏联和日本，较晚的例子则是韩国。为什么有些落后国家能够通过实施“大推进”战略实现工业化，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没有成功？这个差异无非是说，成功实施“大推进”战略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采取“大推进”战略的落后国家才能赶上领先国家？答案既简单也明确：一个后进国家只有以领先国家的产业结构为基本参照，建立起一系列互相存在需求和供应关系的工业部门，才能使该国经济形成可以持续提高生产率的自我强化机制。

基于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的经济增长理论传统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其基本思想经得起现代视角的考验。今天人们已经公认，人类有用知识的进展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力，而当回答有用知识是如何发展的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理论传统的洞见仍然必不可少。这一点从与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在主流经济学范围内，内生增长理论被认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的一个主要发展，其基本逻辑为：技术变化主要是响应市场激励的竞争性企业采取有目的的研发行动的结果（技术进步因此而“内生”），它们创造的知识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被反复使用，从而产生抵消资本递减报酬的外部经济性，使经济增长产生递增报酬的特性。但由于它同样遵循了均衡框架的单向线性逻辑，所以抽象掉了经验研究关于技术进步充满复杂互动和不确定性的洞见。该理论的代表学者罗默借用了递增报酬的概念，但为了将这个机制置于知识增长之上，却贬低了工业体系的作用。他指出，“严格地讲，增进的专业化打开新市场并引入新产品。工业中的所有生产者可以从引入这些新产品中获益，但它们只是产品，不是技术外溢”。这句话反映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缺陷，即它在指出研发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时，却割裂了知识增长与工业发展的联系，致使它对技术进步机制的刻画不符合经验证据。

工业发展之所以是有用知识体系发展的条件，其原因至少有三：（1）英国工业革命是有用知识体系发展的分水岭，因为工厂制的出现不仅使技术发展获得了经济动力，而且由此触发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与理解其原理的知识之间的持续互动过程。（2）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有用知识增长的必要机制，表现为企业只能沿着自己的专业方向进行创新，即有用知识的增长与工业体系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深化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3）有用知识体系的整体性与工业经济的整体性一样，决定着递增报酬的产生和实现，因为一项新技术能否得到应用，往往取决于互补技术的发展，即一种专门知识的有用性取决于互补知识的发展。换句话说，基于工业分工的知识体系越完整，因专业化和分工的进展而产生新知识的可能性及其生产率就越高。

因此，工业体系和有用知识体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以各个工业部门的企业为知识载体的工业体系，另一面则是以产品为表现形式并决定产品变化的有用知识体系。没有工业的知识体系就如同没有知识的生产体系，都是无法持续增长的。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用知识体系的发展必然以工业化为前提条件；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如果其工业体系丧失了完整性，有用知识体系的发展就会遇到障碍。因此，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从中国的工业化开始。

中国工业体系的递增报酬与高增长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是中国工业体系的演进，而出现高增长的原因在于只有这个体系才能产生的递增报酬。由于递增报酬难以量化，须以有逻辑的叙事方式指出这一机制对于中国经济出现高增长的作用：第一，一旦规模庞大和部门众多的工业体系进入增长轨道，工业内在的迂回生产方式便以几何级数的方式放大了对基础工业品的需求，从而为高增长创造了重要的需求条件。第二，生产工业高增长带来的“超常”需求使设备工业突破了引进政策的束缚，能以自主开发的产品赢得市场，由此产生的技术进步大幅降低了生产工业的投资成本。第三，旺盛的需求和不断增长的投资能力也使高技术工业产生广泛的突破和快速增长，从而促进了整个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历史同时证明，人民能够广泛地参与工业化是使递增报酬机制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条件，而市场化则是这个条件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表现。因此，高增长发生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并非偶然。

本文将“工业体系”定义为由互相具有需求和供应关系的多部门组成的工业经济体，它必须具有至少两个特征：（1）具有足够多的部门，以使部门之间的联系产生足够大的市场；（2）具有能够为消费品部门提供生产设备的资本品部门。那么，“足够多”是多少？在历史上，这个数量标准（上限）是由工业化领先国家的部门结构所决定的，但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从而树立了新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