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变世界秩序的同时，也塑造了新的国际关系。在新世界秩序中，很多国家间关系重新排列组合，要么从友好到敌对，要么从敌对到友好。这在过去三百年的世界政治中是常态。改变了USSR的美国试图如法炮制，通过改变中国经济形态而改变中国政治体制，因此奉行所谓的“接触”（即在接触中改变）政策。但是，中国的规模决定了中国通过改变自身而改变了世界，19世纪式世界秩序只是昙花一现。美国为此全面重新评估中美关系，2016年后对华强硬，形成一边倒的声音。

总结起来，中心国家政治发展所催生的政治思想或者话语体系，往往会被中心国家当作事实性国家利益对外推广，为此甚至组织专门的国际机制去传播其思想，从而使得一种地方性知识—思想成为全球性思潮。全球性思潮势必会改变很多落后国家或者对手的精英阶层，使得精英阶层改变对本国政体的忠诚，制度突变势必发生。国内秩序的变迁改变着一个国家的属性，习惯于按照意识形态排队的世界政治，必然或者很可能因此而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同时国家间关系也会得到重大改变或者某种程度的调整。

这一组政治思潮影响世界政治变迁的演绎逻辑是规范性分析，世界政治变迁的过程更为复杂，当然不排除或否认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核心变量对于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只是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已经太熟悉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作用与相关理论，而世界政治变迁中或国际关系史中政治思潮变量如此重要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因此，作为一种补充性的新型分析路径提出来，势必会丰富对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想象，加深对全球事务的理解。

作为研究世界政治的一种范式，政治思潮与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有关系，但又存在重大差异。亨廷顿的“文明”无疑具有高度的质性特征，强调其稳定性乃至恒常性，从而难以回答为什么同样的文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完全不同的关系。比如Ａ文明与Ｂ文明之间、Ｂ文明与Ｃ文明之间，过去的友善型可能演变为不那么友好型，这并不是“文明范式”本身所能回答的。之所以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是因为经济利益驱动的政治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刺激了文明关系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文明范式”是解释国际关系或者世界政治的最为深层的历史结构，相对而言，政治思潮则是一种中观结构。政治思潮的流动性决定了其可观察性，或者说是一种可以看得见的解释变量，比“文明范式”在解释上更具可控性。

按照这套规范性演绎逻辑，正在成为中心国家的中国，因其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鲜明对比，很难用既有的思想或者话语体系来论述中国，中国必须有自己的论述。中国如何建构并传播自己的论述，是时下正在经历的历史性事件；诞生于中国的学说乃至政治思想能否成为全球性思潮，更是值得期许、值得观察的大事件。当然，中国也不必然重走过去三百年的老路，世界政治的变迁也未必一定要像过去三百年那样具有思想强制性，即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强加于人。因此，不但中国影响世界政治的方式是开放的问题，世界政治的形态也将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如果中国步入中心国家的舞台，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对外关系方式将会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帝国式强权。如果中国全面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熟悉的世界政治形态和变迁方式将会成为历史。作为中心国家的中国也不容许人类重蹈不平等、霸权、欺凌的覆辙，国家之间将有更多的共商、共建、共享。这其实就是民本主义的世界观、“天下观”的再现。这意味着，源自中国的政治思想将是影响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重要力量，世界将因此而不同。

【本文原刊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