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解放运动，主要发生在欧洲，这是一国之内的权利之争；二是民族解放运动，主要发生在亚洲和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又称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重叠或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样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主要是由自由帝国主义之间以及自由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西方人习惯用“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所诱发的，并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

四、对抗性政治思潮与变迁

到了19—20世纪之交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自由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列强内部的主要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运动方面，1914年之前，欧洲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加入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大多数交战国，社会主义者都加入了本国政府，捍卫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因此得以合法化。在自由主义阵营中，知识领袖诸如马克斯·韦伯更是公然为帝国主义政策著书立说，其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部为民族权力张目的帝国主义作品。应该说，帝国主义思潮的盛行是帝国主义国家政策的产物；反之，帝国主义思想的盛行进一步催生了帝国主义国家政策。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看似是很偶然的因素诱发的，其实这个因素只不过是点燃帝国主义政策之间紧张关系酿造的火药桶的导火索而已。在笔者看来，不研究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思潮，就说不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世界体系的崩盘与重组。

十月革命中的列宁

沿着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是为了批判帝国主义国家政策，右翼的帝国主义理论如韦伯的民族权力论则是为了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无论是帝国主义理论还是帝国主义政策，“帝国主义”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关键词，这也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诞生的基本历史背景和理论语境。

换句话说，以现实主义面目出现的帝国主义理论就是最有力量的世界政治理论，今天依然没有过时。只不过冷战开始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极力“祛帝国主义化”，以所谓的“实力政治”“均势”等一般性概念代替了帝国主义这种实质性概念，以至于让很多人忘记了世界政治的本质。1815年之后的一百年里即所谓的“百年和平”，西方大国之间讲究所谓“实力政治”达成的“均势”，但它们何时对非西方国家讲究过“均势”？其奉行的只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这就是历史之于政治学的重要性，忽视了历史而执迷于理论，理论也就成了沙滩上的城堡。结构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可谓一种深刻的教训，我们需要呼唤历史政治学的诞生，以还原“历史”的真实政治面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或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直接争夺“生存空间”而导致的民族权力之战。制度变迁具有非预期性，自由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导致的是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在俄国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催生了社会主义国家群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国家看上去有法西斯主义的，有自由帝国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其实法西斯主义既可以看作自由主义失败的产物，也可以看作极端的自由帝国主义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国家是自由主义或自由帝国主义失败的产物。

经过欧洲半个世纪的积累，至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性思潮，也成为一种普遍性价值。19世纪60年代，密尔认为社会主义思潮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没有财产权的人主张的政治权利；到了20世纪20年代，连右翼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精神导师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在1923年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中指出，时代到了今天，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

历史的玩笑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出现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俄国。看来，制度变迁的轨迹既有线性的渐变，也有非线性的突变。俄国社会主义政权是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第一个“异端”，因此从一开始便受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围剿。经过几次残酷的考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成功，但是环境压力所带来的代价是多方面的，比如民族紧张关系，这为后来的制度变迁埋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