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影响世界政治变迁这种大历史的因素是如此之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种整全性学说能解释世界大历史上的所有现象和所有问题。换句话说，任何理论或者研究单元在大历史面前都有某种无力感；即使就政治思潮这一研究单元而言，本文也只能选择性地论及特定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思潮而无力顾及各种意识形态“暗流”，也不能替代地缘政治、科学技术等分析变量对于世界政治的影响。但是，如果一种研究路径或者研究单元确实能对特定研究对象有新的启发性，这种研究单元的目的就实现了。

本文首先考察世界政治起源中政治思潮的作用以及不同的政治思潮对于世界政治变迁的影响，最后力图总结出世界政治变迁的意识形态权力原理。

二、世界政治形成中的政治思潮

世界政治既是一种进程性或历时性结构，也是一种结果性或静态结构。就起源意义上讲，世界政治是一种结果性结构。作为一种结果性结构，世界政治显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前世界”演化的一种结果。

“前世界”即公元1500年之前是什么样子呢？在“前世界”中，虽然有海陆两条商路将东西方连接起来，这种联系毕竟不是常态化尤其不是制度化的，是一种多中心主义的自然分布状态。

在东方，有以儒家文明为中心的东亚体系，还有以印度文明为中心的南亚体系；在东西方交界的中东，则是伊斯兰文明；在西方的欧洲，是基督教文明和东正教文明的神权体系。在四个中心中，只有儒家文明是世俗化的，如孔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来说就是与生俱来的现代性——祛魅的世俗化；其他几个文明尤其是比邻的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高度信奉一神教。

东西方文明有着“世俗化”和“一神教”的显著差别

作为结果性结构的世界政治是基督教文明的“西方的兴起”和世俗文明的东方的衰落，因此世界政治必然具有强烈的宗教性价值关怀，而非世俗化价值的世界政治。如果是儒家文明赢得了世界，世界政治的性质则会完全不一样，至少不会因为信仰不同而发生那么多战争。

历史不能假设。一神教就是“真理”的一元性和不妥协性，因此在“前世界”的中世纪（公元11—13世纪），“文明的冲突”不断发生，发生了不下十次“十字军东征”。所以说，亨廷顿说的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在21世纪的冲突事实上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这就是历史制度主义讲的连续性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乃至路径锁定。

“文明的冲突”不但发生在宗教体系之间，宗教内部的“文明的冲突”甚至更加惨烈。在16世纪中叶新教改革即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先是在法国的南北之间发生了30年宗教战争，后来便是欧洲范围内以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兰）为主战场的30年宗教战争（1618—1648年）。这场战争的起因有宗教的，更有领主之间的现实利益之争。但是，如果为了领主的利益而战，兵源就是问题；以上帝的名义而战，“战士”的来源就源源不断。

弗里德里希·席勒这样描述道：“很少有人会自愿为国家和诸侯的利益而战，而为宗教则商人、艺术家和农民均会乐于拿起武器。为国家和诸侯，人们就连极少的一点儿捐税都不愿出，而为宗教人们甘愿献出财富和鲜血乃至放弃尘世间的所有希望。”为什么不能用妥协去解决利益之争？这是由教义本身的不妥协性所决定的。“天主教会宁愿通过武力失去一切，也不愿意自动或通过法律途径把一小点利益让给对方……而放弃一种权益，承认新教徒获得的要求，会动摇天主教会的整个基础。在宗教合约中天主教会牢牢恪守这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