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影响巨大的约翰·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虽然发表于1902年，但此前的几十年里，“帝国主义”已经是一个流行词，只不过霍布森赋予这个词新的含义，指出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其发源地是国内金融资本的扩张，专指大英帝国和欧洲主要国家发动的扩张。在过去30年里，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大英帝国，它们要么吞并，要么在非洲和亚洲大部、太平洋和其他地方的诸多岛屿上强制推行政治统治。众所周知，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列宁将霍布森的理论融入马克思主义之中，诞生了著名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帝国主义”在上世纪初成为了列强的“主旋律”

“帝国主义”具有国家政策、学术研究和政治批判的不同意义。就国家政策而言，我们熟悉的自由主义者如托克维尔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者。1837年的《阿尔及利亚信件》指出：“我毫不怀疑，我们有能力在非洲海岸树立起一座象征着我们国家光荣的丰碑。”在1841年的《关于阿尔及利亚》中，当论及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时，托克维尔指出：“我经常听到我尊敬的法国人说，我们焚烧收成、清空筒仓以及最后抓捕没有武装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这样做是错的。但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不幸但必要的措施。”托克维尔一生都坚定地维护帝国主义扩张。

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而盛行，背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1959年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出版，为当时欧洲的殖民政策找到了生物学上的根据。当时以及此后几十年内，自由主义者其实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或者说自由帝国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人种优越论，欧洲之所以在科学技术上领先，说到底是因为白种人优越。迪斯累利也认为，“一切都是种族，没有其他真理”。法国殖民政府理论家儒尔斯·哈曼德直白地说，殖民关系最根本的起点是欧洲人的上等优越感：“征服土著居民最基本的合法性在于我们相信我们是上等人民，这点不仅体现在机械、经济和军事上，而且也体现在道德上。”

土著儿童被放在动物园里供白人参观

同时，由于工业革命诱发的社会问题即阶级矛盾，殖民政策成为化解国内阶级矛盾的重要手段。法国大文学家维克多·雨果说道：“将你们国家难以容纳的人输送到非洲这块大地，以同样的方式解决你们的社会问题，将你们的无产者变为有产者。”以输出人口化解国内紧张关系是当时欧洲国家的普遍做法。英国的渐进与稳定与“日不落帝国”有着密切关系。即使当时的左翼学者如英国的费边社都这样鼓吹，不想要内战的人就应该成为帝国主义者。尽管如此，意大利还是产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在19世纪70年代，只有17万人移居他国；19世纪90年代，移民数量增至150万人；20世纪前十年，有360万人移居他国；1914年有600多万人生活在海外，而当时意大利的人口才3500万。由此可见工业化过程中欧洲社会关系的紧张性。

到19—20世纪交界时，赤裸裸的白人优越论开始让位于文化优越论，即从文明、文化的视野解释西方的优势地位，其代表人物就是作为自由帝国主义者的马克斯·韦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西方为什么赢了以及西方文明为什么具有普适意义和普适价值。

关于西方赢在哪里，韦伯列举了八点：第一，只有西方的科学真正达到了可以被当代公众认可的发展程度。第二，中国的历史学虽然高度发达，却没有修昔底德的研究方法。第三，在音乐艺术上，理性而和谐的音乐只有在西方才有。第四，在建筑学上，哥特式拱顶的空间结构在其他地方也没有。第五，大学制度为西方独有。第六，公职人员系统为西方独有。第七，理性的成文宪法为西方独有。第八，也是结论性的，所有这些都源自其他文明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组织。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义”。

对于资本主义来自新教伦理塑造的理性主义这一说法，著名的编年史历史学家费南尔·布罗代尔称之为“篡改历史”的行为。韦伯自称学术服从政治，说“我根本就不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韦伯事实上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狭隘的文明优越论者和帝国主义者，把民族权力和民族文化作为终极价值追求。这样一部典型的“文化优越论”的政治作品，居然依然被一些人视为“学术经典”，在“无问西东”中不自觉地丧失了主体性。

（二）民族主义思潮与世界政治的“新玩家”

在西方一些早发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大搞殖民政策的同时，在西方内部包括西方后裔国家即拉丁美洲，拿破仑战争刺激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并推动了建国运动，出现了所谓“民族国家”，进而成为世界政治的“新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