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原因或者名义是宗教的，战争的结果是世俗化的，这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或者国际关系原则。所谓国际关系原则，就是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所谓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就是确定了明确的国家领土边界。此前，人们生活在宗教世界，人们的观念首先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到中世纪后期，人们有了地区认同感，认同自己是德意兰人、法兰西人等；1648年之后，欧洲人的国家认同意识慢慢地明确起来，称自己为法国人、德国人或者英国人。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体系

但是这种长时段中发生的巨变并不意味着代表传统的宗教作用的消失。具有很强宗教色彩的神圣罗马帝国直到1806年才被拿破仑消灭，英国直到1820年才实现宗教和解。这就是说，宗教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宗教一直在直接地影响着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政治。也可以这样说，世界政治脱胎于宗教世界母体，成长于式微的宗教世界，制度变迁的连续性决定了现代世界政治烙上深深的宗教印记。

如果说三十年战争是现代国际关系的起点，其后的一个世纪即整个18世纪则是世界政治的形成时期，因此本文把17世纪和18世纪视为世界政治的起源和形成时期。

作为政治思潮斗争的宗教战争催生了以领土边界为特征的世界政治，生存于特定疆域的人群逐渐形成“民族”意识，法国大革命催生了德国知识界的“狂飙运动”并进一步唤醒了德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民族国家事实上是一族一国或以民族为单元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成了民族主义的温床。以后一百年，欧洲“国家兴起”的浪潮诱发了一系列国家间战争，诸如三次英荷战争、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荷法战争、“大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以及全欧性的“七年战争”。战争是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战争也直接制造了国家。

到此时为止，战争制造的都是以加强主权为目的的国家。主权思想在欧陆是“君权神授”在英国则是革命之后的“议会主权”，虽然事实性议会主权直到“光荣革命”之后的一个世纪才真正到来。在议会主权的英国，因为资产阶级的顺利成长，诞生了各种为个人权利、社会权利辩护的自然权利学说，也可以说自然权利说有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使得资产阶级真正登上历史舞台，进入议会并享受事实性“主权”。

这样，议会主权在欧陆又演变为“人民主权”思想，孟德斯鸠根据英格兰政制而发展出权力制衡思想，卢梭将国家主权、议会主权拓展为人民主权思想。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诱发了美国革命，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思想帮助美国建国立制，法国人的思想之花在遥远的“新大陆”结果。反过来，信奉法国人思想的美国独立战争直接刺激了法国人，法国人以卢梭的人民主权为旗帜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拿破仑又将这种国家体制推广到欧洲其他地区。因此，很多史家将18世纪视为自由主义胜利的世纪，即资产阶级的胜利。放任自由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法国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18世纪的“双元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和世界政治的性质。工业革命产生的科学工具以更快的速度将世界联系起来，政治思潮催生的政治革命以及政治革命传播的政治思潮提供了联系世界的思想工具。从此，“国家兴起”成为一种潮流。在此基础上，世界政治从王权国家主体逐渐演变为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国家主体。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撕下封建主义温情脉脉的伪装，赤裸裸地以枪炮政策推行自己的商业利益，世界政治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市场力量（资本权力）脱嵌于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从此，人类就生存在18世纪所形成的世界政治体系之中。19世纪和20世纪的世界政治变迁强化了这个“初始结构”，也酿成一场又一场血腥灾变。因此，无论是谈论什么问题，无论是世界政治还是世界政治结构下的国际关系的本质性问题，离开“资本主义”这个关键词，无异于隔靴搔痒，都是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