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安徽省：9县9村

2月16日，安徽省依据疫情发展态势和防控工作需要，以县域为单元，将全省县域划分为低风险、较低风险、中等风险、高风险、极高风险5个风险等级。

课题组调查了安徽省9个县市的9个村。其中，3个村所在县为较低风险地区，全县累计确诊病例普遍为个位数；6个村所在县为中等风险地区，全县累计确诊病例普遍在十几例。调研的9个村均为零疫情，所在乡镇无确诊病例。

调查9个村中，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最多的为太湖县d村一个村民组，劳动力流出十几个人，占小组劳动人口的30%；最少的是霍山县f社区，跨区域流动为零。大部分村庄外出务工人数不超过10人，外出务工比例不超过10%，大部分劳动力都赋闲在家，且尚未显现有大规模外出的趋势。地方县市普遍采取偏紧偏严的封闭化管理策略，造成劳动力流出的人数极少。

安徽省地方疫情防控存在明显“前松后紧”的倾向，前期反应较慢，到2月6-8日后开始实行封闭化管理，越来越严。现在省级层面已经出台了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的政策，并且对全省所有县（市/区）进行了风险等级划定，但基层落实不到位。课题组发现，各地区依然采取严控管理，风险等级划分没有转化为因地制宜的防控策略。

防疫宣传标语横幅（资料图/阜阳新闻综合频道）

5.江西省：9县12村

课题组调查了江西省9个县市的12个村（社区）。

江西省是全国劳动力流出大省，劳动力主要流向江浙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外出务工人口占总人口的50%左右。

调研的12个村（社区）中，劳动力垮区域流动最多的是江西省泰和县某村，全村共有1100多人，在外务工农民500多人，目前已有200人左右外出，占村庄劳动力总数的40%；最少的是江西瑞昌市、鄱阳县的3个村，流出人数均为0人。在获得较完整统计数据的9个村（社区）中，农民工外出务工人数只有272个。

课题组发现，在全国各省份中江西省的复工复产工作做得较好。全国的农村劳动力基本处于封冻状态，江西省大部分村庄已经解冻。

调研的9个县市的12村（社区）中，9个村（社区）已经撤掉道路关卡，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农民外出务工只需要在村委会（居委会）开证明和测量体温，程序简单。甚至有个别县市农民工外出务工不需要开具证明。本地企业复工复产和本地公共交通正在恢复过程中。

尽管江西省基本上放开了劳动力流动，但是江西省复工复产政策执行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农民工流动规模很小。

江西省基本上撤掉了道路关卡，道路基本畅通，但是公共交通没有开通。农民工外出主要靠私家车出行，大量没有私家车的农民工无法外出。目前江西省基本没有开通县乡村公共交通，全国的铁路和高速也没有畅通，农民工出行困难。

地方政府保障农民工外出的配套措施不健全，贯彻速度过慢，例如，瑞昌市一个行政村农民工可以自由流动，另一个行政村却没有撤掉道路关卡，农民工无法外出。此外，流入地复工复产政策不明朗，农民担心进入流入地后找不到工作，不敢外出。因此，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不高，认为延迟几个月务工对收入影响不大，还可以避免感染风险。

6.山东省：7县7村

课题组调查了山东省7个县（市/区）的7个村（社区），主要分布在鲁东、鲁中、鲁西。

鲁西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鲁中和鲁东地区工业相对发达，农民以就近在本县市内务工为主。总体上，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外出以省内务工为主。

调研的7个村中，在鲁东与鲁中本地工业相对发达地区，新泰市管理相对宽松，在山东省内务工可自由流动；邹平市只有魏桥集团大企业复工，其余工厂均未复产，该村有8名工人复工；其余大部分县市依然采取严格管控政策，大部分企业工厂尚未复工复产，故本地工人也无法返工，村庄劳动力返工比例不足5%。而对于鲁西农业为主的地区，由于村庄封闭化管理，劳动力流动极少，基本上都为0。

山东省内劳动力流动低的主要原因为本地大多数企业没有复工复产，以及村庄实施封闭化管理。

山东省内部分企业复工复产，员工领到口罩与复工温馨提示（图/中新网）

7.湖南省：10县10村

课题组调查了湖南省10个县市中的10个村（社区）的劳动力流动情况。

湖南省是全国劳动力流出大省，当地劳动力主要流向珠三角地区。调研的10个村中，劳动力垮区域流动规模都不大，基本都是个位数。调研10个县中7个县都采取封闭政策，没有撤掉道路关卡，没有开通公共交通，不允许农民流动。除此之外，本地复工复产的企业不多。

目前，湖南省依然保持过度严格的人员流动管控政策。湖南省10个县中，7个县的农民工仍然处于封冻状态，除特殊情况（急需看病，急需生活物资购买等）外，农民工一律不允许外出。其余3个县的农民可以自由流动，经村委会（居委会）开证明后可以开私家车外出。

即便有的农村地区允许农民工自由流动，但是开具证明十分困难。也有地方采取恐吓方式，阻止农民工外出务工。湖南省平江县某村农民工找了村委会3次才成功开具了证明，村书记还警告他，“在疫情没有得到解除的情况下，因别省别县不接纳而返程的人，是不会允许进村的！”

地方政府在推动复工复产政策时有很大的心理负担，担心引发疫情感染风险。一旦当地有新增疫情，地方政府就马上采取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基层干部在为外出农民工开具证明时比较纠结，不知道是否应该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