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放开劳动力流动的建议

一是，督促地方政府调整疫情防控思路，将企业复工与劳动力流动分开处理，提早抢滩登陆，边防控，边流动，尽快将劳动力有序转移到沿海地区。

大部分地区规定外来劳动力流入隔离十四天后，再投入生产。照此做法，企业大规模复产时间，要比劳动力实际流动再滞后十四天。一些地区基层政府试图以损失经济发展来换取疫情防控万无一失，消极等待，贻误战机。

建议除湖北省外，其他省份立刻将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纳入疫情防控工作日程，在局部严防死守情况下，无疫情地区全面放开劳动力流动，非重点疫情地区逐步放开劳动力流动，抢夺时间，打一场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奔袭战。

二是，将劳动力流动与日常社会流动分开，区分劳动力大流动与其他人口小流动，措施上一严一宽，继续减少小流动，促进劳动力跨区域安全转移。

当下各地采取的疫情“顶格”防控措施，构成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安全窗口。经过前期努力，广大人民群众基本适应相对静止的生活状态，配套服务措施基本建立，社会生活基本稳定。

各地要继续减少日常人口流动，避免一放全放、一松全松，防止疫情复发。与此同时，应督促地方政府抓住劳动力流动的窗口期，要求各地从消极防守升级为积极进攻，中西部地区要鼓励和帮助劳动力外出，沿海地区提早建立劳动力进入条件。

三是，做好劳动力流动跨区域联动，打通两头，简化中间环节，减少差旅过程中的疫情传播。

目前，沿海省份一些县市政府组织包车，进行点对点的劳动力接入，中西部一些地区的县市政府也开始包车，积极进行劳动力点对点输出。鼓励此类做法。

建议开通中西部劳动力输出的重点省份和重点地区，开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直达专列，采取铁路点对点输送。建议劳动力流入地区开通区域内公共交通专线，实现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得出。沿海地区开通高铁站火车站开往企业和园区的公交专线，建立最便捷的劳动力输送通道，实现劳动力进得来。

前期采用点对点输送，可解决少数企业的紧缺用工。对于大规模用工，必须依靠公共交通。在鼓励地方政府组织点对点输送劳动力的同时，还需要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劳动力输送通道。科学评估疫情，劳动力流动存在疫情风险，但并非不可控。无菌社会不存在，不能将流动标准定得太高，过高的交通标准给地方政府和企业造成巨大负担，整个社会也不敢动。

四是，沿海地区调整思路，重新建立疫情防控体系，疫情防控需从之前的“前线医疗+后方社会治理”体系，调整为“前线社会治理+后方医疗”体系，将人口管理和社会治理摆在前头，同时备好充足医疗资源，做好疫情爆发准备，贮备应急。

人口流入地需“大小一起抓”，加大复工步伐、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为农民工返程后的就业、生活提供保障。规上企业与规下企业必须一起动，既能够有助于恢复经济体系，更能够形成总体用工需求，“大小一起抓”为农民工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同时，做好社会服务，满足农民工返回就业地的居住、生活需求，并简化各类行政检查，增加对农民工的关怀，以此提升农民工返程后的满意感，推动其自主返乡。

立刻解决政府和企业之间疫情防控责任分摊不合理问题。在推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为了转移疫情防控的压力，部分地区基层政府要求企业对员工进行隔离，由企业承担隔离责任。一些地区为了减少企业工人流动，减轻疫情防控压力，要求住在城中村的人也住到工厂，很多企业都没有这样的条件。但是很多地区的企业员工原来都住在城中村，并没有隔离员工和为员工提供住宿的条件。各地应该根据既有的生产条件，实行社区隔离与企业隔离相结合，完善社区和企业之间的联动机制。

警惕疫情引发社会风险，千方百计避免社会风险，做好社会风险预警，建立应对机制。沿海部分地区本地人与外地农民工融合不完全，“土客”长期隔阂，需高度警惕农民工集聚地区因疫情爆发可能引发的社会冲突风险问题。例如，可能发生的“老乡帮”与本地村民的对立冲突情况。珠三角地区外来农民工数量庞大，本地村庄宗族文化传统浓厚，社会风险系数较高。建议沿海地区各级政府做好社会风险防控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