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英法等国为了祸水东引不惜制造“慕尼黑阴谋”；另一边，日本关东军挑起张鼓峰事件，苏联的外部局势迅速紧张起来。一首题为《假如战争在明天》的嘹亮军歌顿时响彻广袤的俄罗斯大地。它的头一段歌词为：假如战争在明天，从这边到那边，从极东到极西都已做好准备，全国的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把敌人无情的全部消灭。在天空，在地上，在海洋中，唱军歌真雄伟，真豪迈。假如战争在明天，我们今天就要准备好战争。[65]

“从这边到那边，从极东到极西”正是俄罗斯广阔战略纵深的最好写照，这是它能够战胜拿破仑、希特勒的重要前提。然而，“冷战”的失败却足以警醒俄罗斯民族，真正可怕的敌人不在天空，不在地上，也不在海洋中，而在社会文化精英的思想中，这里没有如此广阔的战略纵深。[66]一旦他们诱使人民放弃了“我们今天就要准备好战争”的精神根基，俄罗斯也就失掉了任何取胜的可能。

面对美国新保守主义改造东正教、伊斯兰教和儒家文明，在地面上建立“天国”的企图，彼得罗夫索性设计了俄罗斯、印度、中国、伊朗的“反大西洋传统文明大陆集团”。从表面上看，这不过就是当年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的放大版。但是，彼得罗夫新大陆联盟的基础绝不只是政治地理上的生存空间[67]，它更以四种文明共同遭受的精神挑战为前提。

Geoffrey Sloan 《 The Geopolitics Reader》

“在这种情况下，俄印中伊国家的军事潜力起到的将只是辅助作用。文明、精神武器将成为取胜的主要因素。”“俄罗斯的伦理学是这样的，它与亚洲的伦理学非常相似，但完全不同于高利盘剥的新教徒的伦理学。”彼得罗夫接着指出：俄印中伊国家文明联盟的最大意义在于这个联盟具有多样性，每一个国家在文化上具有独特性，有着古老传统的人民具有忠诚性，以及人民当时在接收其他有意义的事物（无论它会起到积极作用，还是起到消极作用）时具有完全的开放性。[68]

由此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战争（无论是军事上的战争，还是意识形态上的战争）有没有正邪之分，而在于什么才是正义战争的标准，是“普遍文明”还是保家卫国？哪个更符合城邦动物的自然本性？

欧洲国家的边界线长期变动不居，有时很难说清楚到底谁才是某片领土本来的主人，只能暂时悬置欧洲国家战争的正义性问题。这不是取消了正义，而是避免它受到其他原则的干扰。中国既没有强迫日本改变文化信仰，又没有入侵过日本，中日之战孰正孰邪岂非一目了然？

从这个意义上说，彼得罗夫庶几给出了地缘政治的哲学定义，尽管历史上的俄国东正教确实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敦厚善良。

颠倒了的中心与边缘：古今文野之辨

1878年的农历二月初二，波斯国王出访伦敦，英王赠之以勋章。这个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外交礼仪，却在当时的英国舆论界引发轩然大波——半文明国家怎么能享受与英国对等的待遇？时任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在目睹了这一幕后，不禁感慨万分：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69]

出访欧洲的第一位波斯君王纳赛尔·丁·沙赫

郭氏在对比中国传统夷夏之辨与西方现代文野之别时，恐怕没有意识到，二者在本质上有多么不同！对此，唐晓峰教授有一段论述发人深省：古典的文野之辨，文明一方对于野蛮一方，除了要“怀柔远人”、“边境晏安”之外，基本别无所求，更恨不得以长城永久隔限其往来（中国和罗马帝国都修过长城）。而此时的文明一方对于野蛮一方，却要侵入、统治、剥夺。[70]

质言之，无论是古代中国人还是古代欧洲人，都相信确实存在一种超越人类意志的自然秩序，人处于这种自然秩序中，便只能顺应它。文明人与野蛮人毋宁处在不同的自然秩序层级之上，最好将二者隔离开来，使之互不僭越。与此不同，近代西方人却将文明与野蛮视为历史进步的不同阶段，文明作为历史的发展方向，必将取代野蛮。

古今文野之辨之转化取决于古今政治哲学的转变。大抵从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哲学开始，例如威廉·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等人就已经明确地把维护劳动对于土地的占有权视为政治正义的前提。用霍布斯（Thomas Hobbes）转述英国经院哲学家的话说，“正义就是将每人自己所有的东西给与自己的恒定意志。”霍布斯接着说：这样说来，没有所有（即没有所有权）的地方就没有不义存在；而强制权力没有建立的地方（也就是没有国家的地方）就没有所有权存在；在那种地方所有的人对一切的东西都具有权利；因之，没有国家存在的地方就没有不义的事情存在。[71]

如果霍布斯说得还不够明确，那么洛克（John Locke）索性把私人财产权视为自然权利的根本。如其所言：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既然是由他来使这件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它的一般状态，那么在这上面就由他的劳动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72]

在古代哲人那里，人的技艺与自然秩序具有同一性，越是好的技艺越能体现自然目的。例如，亚里士多德既称政治为统治技艺，又强调政治体现了自然的目的，二者毫不矛盾。[73]然而，近代哲学家把自然降格为供人操作的质料状态，正如洛克所说，“由他来使这件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它的一般状态”。直至康德的观念论哲学，这种人对于自然质料的操作更成为理性进步的历史过程：

理性使人类得以完全超出于动物社会的第四步和最后一步就是：他理解到（不管是多么模糊地）他才真正是大自然的目的，大地之上所生存着的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在这方面可以和他相匹敌。当他第一次向羊说：你蒙的皮大自然把它赐给你，并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并且把它揭下来穿在自己的身上……这时候，他就具备了使他的本性可以超出于一切动物之上的一种特权，他不再把它们看作是和自己同类的被创造物，而只把它们看作是由他任意支配以达到自己所喜爱的目标的手段和工具。[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