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法上“例外状态”（Ausnahmezustand）的概念，在所谓的战争法（Martial Law）上，明显是基于划出自由真空领域的设想。例外状态作为一种困守状态（Belagerungszustand），在19世纪的法国成为了一种法律建制。[52]

考虑到前述布伦丹·西姆斯（Brendan Sims）的研究，天主教国家与新教国家在对待神圣罗马帝国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奉行主权国家的原则，意图加强神圣罗马的凝聚力；后者鼓吹地方自治的自由主义原则，意图削弱神圣罗马的国家能力：

欧洲的王权之争进一步产生的压力，是会让德意志变成英格兰和荷兰那样的议会政体，还是变成法国或西班牙那样的君主政体，抑或是重新陷入过去200多年来所经受的内忧外患之中呢？[53]

可以说，宗教改革把夺海的原则引申到了欧洲内部。从此以后，欧洲便存在两种国际法原则，一种着眼于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种聚焦于主权者与臣民之间的界线划分。对此，施米特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

卡巴拉主义者声称，波希墨特试图用自己的角或牙齿撕碎利维坦，而利维坦则用自己的鳍堵住这个陆地动物的嘴和鼻子，使得它无法进食和呼吸。[54]

陆兽的作战原则是占领对方的土地，控制对方的人口，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海怪则不然。伊丽莎白女王时期，“成百上千的英国男人和女人变成了海盗资本家。这同样从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从陆地到海洋的根本转型过程”。[55]战争的目的是捕获对方的财产，封锁对方的海岸线，战争的理由变成了普遍的自由贸易权利。

英国人既然奉行基于自由贸易原则的无限制战争，就预设了个人权利在逻辑上优先于主权国家。尽管霍布斯的“利维坦”看起来强大无比，但仍然奉行了这条原则，是故它充其量不过是人为制作出来的技术中立机器而已。正如施米特所言：

随着国家被看作人类计算的一个人工产品，决定性的一步就迈出了。所有进一步的发展，比如从机械钟表到蒸汽机到电动马达再到化学或生物过程，都是技术和自然科学思想自身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并不要求任何新的形而上学决定……这种转化由霍布斯来完成。[56]

这种把个人置于国家之先的做法彻底破坏了“人是政治动物”的古典原则，更随着“制空权”的出现，发展出了后来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全球内战”或“全球治安战”模式。譬如1999年，美国以“人道主义干涉”为名对南联盟进行了长达78天的狂轰滥炸，对象不只是军事目标，也包括民用设施、公共工程，有如代表国家暴力机关的警察用警鞭不断敲打违法乱纪者脑袋的治安举措。人类历史进入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的时代。[57]

《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 吉奥乔·阿甘本著，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为此，施米特求诸传统的欧洲公法原则。在他眼里，“正当的战争”就应该像骑士决斗那样不问对错，只问双方是否符合保障决斗公平的程序。这是一个令人混淆的表述，战争真的没有对错之分吗？不，它恰恰建立在陆权、海权正邪之分的前提之上，它也可能成为“东方-西方的对峙”，“东方是陆地，西方是海洋”。[58]最大陆权国家的战略学家彼得罗夫就据此指出了地缘政治的善恶之别。

《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一书共有四章，彼得罗夫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了“地缘历史善恶二元论”。有趣的是，彼得罗夫在这里只字未提地缘战略，甚至没有像施米特那样上溯法权理论，而是关注起宗教问题。他列举了几种反基督教思想，如共济会的“所罗门教堂”、纳粹主义的“千年帝国”等。不论这些思想有何不同，究其实质：

所有这一切跟犹太教地球的夙愿相近似，因此犹太人拒绝了基督的上天价值，并期待自己的犹太地球“救世主”（这是犹太教的实质）。对“人间天堂”的渴望意味着对上帝王国的不信任，甚至这一点在忘却渴望的意义情况下“改造不完美世界”的愿望受到驱使时，它经常减轻建立撒旦王国的困难。[59]

摩尼教灵知主义和犹太教神秘主义或幻想通过“光明战胜黑暗”建立“地上天国”，或以为占有神性就可以扬弃一切秩序规则。[60]与这种做法截然相反，真正的基督教徒始终“在上帝王国里永远地生活”。[61]

大航海和宗教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法权关系的变革，更是新教上流社会与犹太金融资本家的秘密联盟：

所有集中起来的拒绝天主教的言行使反基督教力量有了批评它旨在进一步分化西方基督教合适的借口。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在犹太人明显的影响下开始了。犹太人“成为了时髦……公爵和大学直接招聘犹太语教师，并且不仅在德国和意大利，而且在法国和波兰设立专门的教研室”。“马丁·路德本人教授犹太语”，“在犹太人那里打听情况”，保护他们。[62]

事实上还不待宗教改革，早在12世纪，犹太裔基督教神学家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1135-1202）就通过把三位一体学说历史化，完成了“人间天国”的理论构造。[63]在彼得罗夫看来，欧洲精神正受到犹太神秘主义强有力的挑战，承担拯救基督教文明的重责只有落在俄罗斯东正教的肩上。

如今，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法国式的多元主义成为“神圣世俗化”的最新表现形式。它们或者颠倒了古典的善恶标准，或者干脆取消了善恶的区分，让人分不清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这些来势汹汹的政治思潮面前，坚守传统的俄罗斯倒显得离经叛道了。“正是在这个进程的背景下，俄罗斯的离经叛道在全世界找到了自己的角色。”[64]可见彼得罗夫讲的是地缘政治问题，关注的却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