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在批评英国地理学界不懂得知识的实用性吗？非也，英国的地理学研究向来都跟殖民主义的脚步绑在一起，这个道理还轮不到年轻的麦金德来教。他毋宁是在批评自由党政府和英国民众对于国家可能遭到的地缘政治挑战不甚了了。皇家地理学会的几名资深会员都对这篇论文深表支持。

在麦金德宣读论文后只有几星期，牛津大学就决定在地理学方面设立一个为期五年、薪水300英镑的讲师席位，由学会每年捐助150英镑。[29]

1899年，地理学教席升级为地理学系，英国的国家战略正式成为大学体制的一部分。

1898年，也就在麦金德成为牛津大学首任地理学系主任的前一年，保守党干将乔治·寇松（G. N. Curzon）出任印度总督。寇松上任之初就制定了使西藏成为英俄之间夹层的战略方针，并在1904年利用日俄战争的时机入侵了西藏。西藏逐步沦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此时的麦金德，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1910年—1922年，他担任了格拉斯哥的卡姆拉基（Camlachie）选区保守党议员；1919年—1920年又出任英国驻南俄的高级专员。尤为值得骄傲的是，1920年—1945年，麦金德出任帝国航运委员会主席；1926年—1931年，更荣获英国枢密院顾问官兼帝国经济委员会主席。毫不夸张地说，麦金德的地理学研究既是皇家地理学会学术成果的体现，更是保守党政策的反映。他的贡献在于把二者上升到世界文明史的高度。

在麦金德看来，世界古代文明史就是一部处于欧亚大陆枢纽地带的草原文明四散而出，入侵内新月形地带农耕文明的历史。他不无担忧地指出：

现在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击。在全世界，它占领了原由德国掌握的在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除掉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面出击，也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它的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30]

李鸿章签订《中俄天津条约》

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构成一条陆兽波希墨特与海怪利维坦的广阔交锋地带。[31]它是波希墨特走向海洋的必经之路，更是利维坦围堵陆兽的弧形包围圈。偏巧这道包围圈缺掉了它在东亚的关键一环。

保守党政府确实有与清政府结盟对抗俄国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在世纪之交最终为英日同盟所取代。1894年7月16日，《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订，日本正式取消了治外法权，首次获得了与西方列强的平等地位。九天以后，甲午战争爆发！

麦金德的上述高论发表于1904年1月25日，1902年，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签订。他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完这篇论文仅仅半个月后，2月8日，日本联合舰队突然袭击驻旅顺港的俄国太平洋舰队。

须知1896年，沙俄利用“三国干涉还辽”的良好形象，诱使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规定俄国获权在中国东北修建作为西伯利亚大铁路支线的东清铁路（后称“中东铁路”）。1903年7月14日，东清铁路建成通车。时至1904年年初，西伯利亚大铁路只差贝加尔湖一带100多公里就全线贯通了，届时从彼得堡到奥伦堡，再到海参崴、旅顺港将连成一片。麦金德说“它的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是在提醒谁？我们不敢妄下定论，惟可以肯定，山县有朋等人恐惧一旦铁路贯通，日本在远东的优势就将荡然无存，极力促使日军赶快发动战争。

这场战争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文明价值呢？

1904年7月，日俄战争进行到高潮时，西奥多·罗斯福描写道，日本是“一个美好而文明的民族，它应该拥有与其他文明国家完全平等的地位”。同时，他对俄国不抱任何期望，除非“俄国人民能够走上自由、开明、自治的道路”。[32]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围攻俄军鸡冠山堡垒

与老罗斯福的态度完全一致，马汉早在1900年前就认定，“日本加入欧洲大家庭的行为充分显示了该国的优秀品质……亚洲大陆的其他国家看到日本的变化后，也会寻求同样的革新力量使自己复兴”。[33]

正是出于类似意见的影响，清廷朝野上下习惯性地认定，日俄战争的本质是“立宪国战胜专制国”，并在“速开国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覆亡。一战后，国人又在威尔逊主义的蛊惑下以为“文明战胜野蛮”，人类世界开始迈向“太平世”。问题是“文明国家”的入场券是什么呢？接受了西方价值观的中华民国真的享受了“文明国家”的待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