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帝国的欧亚两翼：“东方问题”与中亚问题

修昔底德曾指出：荷马虽出生在特洛伊战争以后很久，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用“希腊人”来称呼全体军队……荷马甚至没有使用“异族人”一词，大概是由于希腊人那时还没有一个独特的名称，以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区别开来。[6]

直到波斯人入侵才使希腊城邦真正联合起来，有了本族人与异族人的意识。从这个意义来说，希波战争不仅是后来斯巴达和雅典分裂的开端，更是“希腊人”的开端，希波战争创造了希腊世界。修昔底德也许没有想到，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分别在两千年后会变成欧洲人与亚洲人的分别，正如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John Fuller， 1878-1966）的名言：马拉松战争是“欧洲出生时的啼哭”。希腊半岛连同整个巴尔干半岛将成为欧亚地缘政治交锋的前线。

1453年是欧洲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夏天，奥斯曼土耳其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同年10月，在波尔多的英军向法国人投降，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它们是对欧洲历史影响深远的两件事情。

在欧洲人看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意味着古典世界的悲剧性终结，“荷马和柏拉图的第二次死亡”。伊斯兰教越过东正教的地盘与天主教发生了正面冲突，并一度深入到维也纳附近。地中海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彻底改变。[7]1529年，哈布斯堡家族因抵挡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进攻而获得了巨大声誉，“事实上，哈布斯堡家族之所以能宣称自己对基督教世界的领导权，部分是基于西方国家联合抵抗土耳其人的需要”。[8]

1265年拜占庭帝国

另一方面，英格兰人退出法兰西，标志着他们丧失了成为大陆国家的机会，沦为欧洲的边缘。1533年1月，亨利八世强娶女侍官安妮·博林为妻，英国正式脱离了天主教廷。这场在当时看来不伦的婚姻不只是因为爱情，更是因为亨利八世与哈布斯堡家族的矛盾。[9]此后虽经短暂的反复，英国终究走上了一条与欧洲大陆若即若离的道路。

事情并没有结束，1480年，莫斯科公国脱离金帐汗国的统治，“自然而然地意识到了自己是拜占庭的继承者”，“于是便产生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概念” 。[10]久而久之，在欧洲边缘的另外一侧，兴起了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力量。从此以后，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成为欧洲人始终挥之不去的“东方问题”，直至今日。

欧亚大陆的另外一端呢？1502年，什叶派穆斯林在波斯建立了萨法维王朝，在逊尼派穆斯林世界的中心打入了一个楔子。该王朝甫一建立，便与西亚、中亚的逊尼派爆发了长期的战争。可能因这一重大事件造成的连锁反应，分别位于今天北疆、东疆的准噶尔汗国，吐鲁番苏丹与南疆的叶尔羌汗国大打出手。苦于西北边患的明王朝不得不宣布闭关绝贡，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陆上通道就此断绝。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由此引发的地理大发现将彻底改变世界的格局：哥伦布本来试图开辟新航路，以迂回的方式打击伊斯兰力量，但这最终导致了美洲、亚洲新殖民帝国的崛起，欧洲外部的力量开始制约或者平衡原来的欧洲。[11]

最终，处于欧洲最外部的英、俄两国，登上了世界帝国的宝座。

限于篇幅，我们姑且略去中间冗杂的历史过程，把时间推移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1820年—1827年，新疆发生张格尔叛乱，英属印度政府暗中资助叛军，为其提供火器，训练军队。这是英国染指新疆的开始。

面对叛乱频繁的南疆地区，清廷曾有一场辩论。时任伊犁将军长龄上疏建议在南疆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阗）改行土司分封制度，实则放弃对南疆的直接统治，将其变为属国，“可以服内夷、制外患”。[12]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更建议放弃南疆：“臣以为西四城环逼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东四城为中路不可少之保障。”[13]二人都是前线指挥官，可见主张弃守者不在少数。幸而道光皇帝听从兵部尚书玉麟的建议，驳斥了上述意见，最终平定了张格尔叛乱。

龚自珍

值南疆未靖之际，龚自珍在1820年、1829年分别写下《西域置行省议》和《御试安边绥远疏》，由此带动了清代西北边疆史地之学的研究。考虑到其经世之学的定位，我们完全可以将它视为中国近代政治地理学的开端。1830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立，它的前身是皇家海军下属的全球勘测与制图机构。[14]该学会甫一成立就全程参与了后来英国政府近东、中亚政策的制定。与之对抗，俄国地理学会于1845年成立，历任主席皆由皇室成员担任，副主席不是军队将领，就是政界高官，其中最后一任副主席硕卡利斯基中将在苏维埃时期继续担任学会主席，直到1931年。[15]

地缘政治的现实造成了地理学研究的兴旺发达。综之英俄两个跨欧亚世界性国家的地缘政治交锋史，有几个时间段特别值得注意。

1853年10月20日，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这是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第一场大规模战争。对此，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定要出现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一直存在着的“东方问题”。[16]

每当欧洲革命爆发时，沙皇俄国就会借助镇压革命扩大它在欧洲的影响力，充当起“欧洲宪兵”的角色。每当革命的烈火燃烧到巴尔干半岛时，“欧洲宪兵”又会摇身一变为民族自决的坚定支持者。奥斯曼土耳其和沙皇俄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就会因为东正教和斯拉夫民族问题而爆发。克里米亚战争正是1848年革命的直接后果。

克里米亚战争

从表面上看，俄国输掉了战争，但其影响远不止于此：

在俄国的历史上几乎已经成为一条规律：即每当俄国在欧洲受到挫折，它就加快在亚洲的挺进。[17]

1854年，沙皇与英法联军激战正酣，俄国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就控制了中亚希瓦汗国的外交权，并制定了首先消灭浩罕汗国，控制帕米尔高原与咸海之间的锡尔河与阿姆河流域的战略方针。1856年11月，甫一取胜的英国就抽出手来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并迅速取得胜利，“它表示阿富汗从此脱离了伊朗的影响而落入英国的势力范围”。[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