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有善恶吗？施米特、彼得罗夫的回应

1950年夏天施米特在《大地的法》的前言中，特别感谢“以麦金德为代表的地理学家们”。然而，他随即笔锋一转，强调：“不过，法学的思维还是明显不同于地理学。法学家对事物与土地、现实与领土的知识并非源于地理学家，夺海的概念具有法学而非地理学的印记。”[41]

“划分、丈量领土当然跟地理学有关，古希腊人甚至据此发展出完善的几何学。但是土地占有背后的法权关系呢？施米特特别指出“夺海的概念具有法学而非地理学的印记”，尽管马汉等人高谈制海权，但他们真的清楚所谓海权理论蕴藏的文明变革吗？”

偏巧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瓦列里·彼得罗夫（Valery Petrov）对于施米特的声明毫不买账。他径直将施米特划入地缘政治学家的行列，称施米特的“全部思想观念与地缘政治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42]彼得罗夫不懂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区别？未必，他明白指陈，划分敌友才是地缘政治的首要问题：“委婉地说，西方地缘政治对欧亚俄罗斯的态度是不同的。因此，在“朋友-敌人”这一示意图框架内来研究这些学说是合理的。“地缘政治朋友”与“地缘政治敌人”（卡尔·施密特的专用术语）这两个概念没有精神上的负担，并可以转移到不同的客体上。”[43]

施米特在谈到毛泽东比之列宁的优越之处时，特别强调列宁的敌我关系仍然是抽象的，而毛泽东的敌我关系却是具体的。“一言以蔽之，毛泽东的革命比列宁的革命更根植于本土。”[44]

《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

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著，于宝林 、杨冰皓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同样可以说，马汉的陆、海对立停留在抽象的层面，麦金德则已经意识到敌对关系不可能“受到限制和规范”，后者远比前者更根植于本土。[45]一个明显的对比是，马汉满以为日本在接受海洋普世主义文明之后，会成为欧美的一部分[46]，但麦金德早在1904年年初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就考虑到：“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的话，那时就会因为他们将面临海洋的优越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陆资源加到一起——这是占有枢纽地区的俄国人现在还没有到手的有利条件，构成对世界自由威胁的黄祸。”[47]

马汉和麦金德两人谁更能洞悉到政治的本质？答案不言而喻。然而，不管麦金德对于国际联盟和威尔逊主义的普遍和平框架多么不屑一顾，他仍然缺乏对于敌我关系的哲学提升。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彼得罗夫不懂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差别，而是他理解的地缘政治学有着更高的理论品格。我们完全可以顺着彼得罗夫的意思，称施米特为“地缘政治学家”。这里的地缘政治学不仅关乎国家的对外政策，更关乎国家的文明本性。

根据施米特的定义，“法”（Nomos）来自于对土地的“占取”“划分”和“放牧”。他接着指出：据此，法是一个民族社会和政治规则在空间上变得可见的直接形式。对牧场的初次丈量和划分，也就是占取和紧随其后的具体定位。用康德的话说，法是“在地面上分清你我的法律”。或用另一个英文词汇表述，是根基性的合法资格（radical title）。法是将大地的地基和地面以特定方式加以划分和定位的标准。[48]

施米特所说的“占取”（Landnahme），不只是民法学意义上的“占有”（occupatio）。它不仅意味着权利主体对于无主物的先占取得，更包含了一整套空间秩序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次地理大发现都包含了新的空间划分和秩序制定。

在中世纪，尽管欧洲诸邦之间战争频繁，但它们在罗马教廷之下有一个基督教文明的共同身份。巴尔干半岛以东，直布罗陀海峡以南是异教徒的世界。诚然，基督教世界内部也有残酷的战争和屠杀，甚至于“它们毫不愧疚地将欧洲以外的人，穆斯林或印第安人，作为公开的或秘密的帮手、或者干脆作为盟友投入到厮杀当中”。[49]施米特接着说道：

这种敌意的爆发是令人恐怖的；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是杀人犯、强盗、强奸犯、海盗等等。只缺少一项指责，而这项指责通常是奉送给印第安人的；他们不指责欧洲人自身为食人番。除此之外，各种充斥着愤恨、恶毒的语汇无一缺失。然而，所有的这些指责在如下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事实面前都戛然而止了：欧洲人共同瓜分了新世界。[50]

地理大发现对新世界的瓜分不惟创造了新的秩序规则，并最终战胜了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既有规则。

《Land und Meer》Carl Schmitt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559年，天主教西班牙和新教法国之间签订了《卡托-康布雷齐和约》，“这一协定属于天主教和新教夺海势力之间宗教战争的年代”。“以此线为界，欧洲结束，新世界开始。以此线为界，欧洲的法律，尤其是欧洲的公法，也失去了效力。”[51]一边是天主教统治下的旧世界，受到国际公法的保护；另一边是新教支配下的新世界，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笔下的“自然状态”发轫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