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上述事件的内在关联：关于两个亚洲大国俄国和英国可能在西伯利亚和印度之间的某处发生冲突的问题，关于哥萨克和西帕依在奥克苏斯河两岸发生冲突的问题，自从1839年英国和俄国同时出兵中亚细亚以来，常常被人们谈论着……当最近一次战争开始的时候，俄国有可能进攻印度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在1856年英国-波斯战争时期，整个问题又重新引起了讨论。[19]

恩格斯称英、俄为“两个亚洲大国”，表明革命导师对于中亚地缘政治背后的全球冲突有着异常敏锐的判断。试问一个区域性国家又怎么会具有陆权、海权二元斗争的全球性视野呢？

卡尔·施米特后来谈到英国的海权战略时，特别提到了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这位保守党党魁早在1847年的小说《唐克雷德》（Tancred）中就建议，“女王应该集中一支强大的舰队，并与她的全部王室成员和上流精英一起出发，把帝国的所在地从伦敦迁往德里。那里，她将发现一个庞大的帝国等待着她，拥有第一流的军队和充足的储备。”对此，施米特评价道：

他预感到，英国这个岛屿不再是欧洲的一部分。它的命运不一定非得与欧洲联系在一起。它可以就此启程，改变其作为一个海洋性世界帝国的首都的位置。这艘船可以在这里起锚并在另一个地方抛锚。这条巨大的鲸鱼，利维坦，可以又动起来，找寻其他的海洋了。[20]

处于欧洲西侧边缘的英国“不一定非得与欧洲联系在一起”，处于欧洲东侧边缘的俄国又何尝不在欧洲道路受阻的情况下，转向在亚洲寻找出路呢？此诚如麦金德所言：“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21]两种机动性把欧亚大陆连成一体。

值得强调，后有“撒谎大王”美名的俄国外交官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奉命出使浩罕、布哈拉两个中亚汗国，并于1858年10月11日完成签约任务，取得了在阿姆河上的航行权。伊格纳季耶夫甫一完成中亚之行，就迅速奔赴中国“调停”第二次鸦片战争。他成功诱骗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不仅刮走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也使俄国获得了在喀什噶尔的贸易特权。用恩格斯的话说，“俄国由于自己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遭到军事失败而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的报复，现在刚刚实现”。[22]

海权论之父马汉便总结道，俄国的扩张是从两翼而不是从中间进行的，它会从其领土的西部和东部各选取一个中心点，向南作扇形推进。[23]俄国人在欧亚大陆两翼的行动是殖民扩张，英国人在相同地方回推，岂不同样是殖民扩张？

另一个时间段是19世纪70年代。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5月28日，巴黎公社失败，“东方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面对欧洲大陆局势的变化和俄国人在亚洲的蠢蠢欲动，英国自由党政府做了些什么呢？

英国前首相、保守党人德比勋爵（Lord Derby）无情地指出：“格莱斯顿真的相信科布登的理论，即当人们变得文明时，战争就会越来越少。但是在普法战争中，自由派感到震撼和困惑。”[24]

我们万勿对引文中的“自由派”等闲视之。据英国历史学家布伦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透露，所谓的自由派最初诞生于“防止天主教国家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建立统一的君主政体”，“这里其实是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治下的德意志诸侯的独立自由”。[25]往后，这种自由主义出现在凡尔赛体系对于战败德国的处置中，也出现在美国政府对于二战后中国事务的处理中。

在亚洲，自由党政府一贯奉行“精明无为”（masterly inactivity）的政策，甚至幻想由俄国代替野蛮人控制中亚会对英属印度的进出口贸易大有好处。[26]此举引发了皇家地理学会的强烈不满。罗灵逊爵士（Sir Henry Rawlinson）一再提醒众议院，俄国人有通过中亚进军印度的完整计划，再不采取行动，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将要受到挑战。

正是在中欧问题、“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的多重压力下，1874年年初，保守党政府赢得大选，那位曾经主张迁都印度德里的迪斯累利再次出任英国首相，随即在“东方”和中亚全面遏制俄国扩张，并扶持占据中国南疆的阿古柏伪政权。1877年4月，第十次俄土战争爆发；1878年11月，第二次英国-阿富汗战争爆发。

此时，苏伊士运河已经通航，英军从朴茨茅斯港出发不用一个月就可以到达印度；圣彼得堡到奥伦堡的铁路也已经通车，俄军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到达中亚。铁甲轮船和铁路列车的机动性，代替了帆船和骆驼马匹的机动性，英、俄两国的斗争更加成为世界岛的斗争。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

埃及、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波斯、中亚，这些英、俄欧亚世界性帝国交锋的广泛地带一头连着欧洲的中心——神圣罗马帝国，另一头连着南亚的中心——印度与东亚的中心——中国。把它们连成一片，正好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内新月形地带”。

民主的外学与内学：麦金德的均势战略

1887年1月31日，麦金德在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了论文《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1884年，沙俄吞并了中亚战略要地谋夫（Merv，今属土库曼斯坦的马雷省）。从谋夫到赫拉特的阿富汗西北大门洞开，情形诚如英国地理学家马尔文（Charles Marvin）所言，如果俄国人进占谋夫，“我们将不得不接受俄国给两个帝国划定的边界，而把威胁印度最好的地点让给俄国”。[27]一方面，皇家地理学会反应强烈；另一方面，自由党政府却无所作为。麦金德在这个背景下宣读论文，不可能不想到这些。

Henry Rawlinson《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在文章的结尾处，麦金德指出，他的研究“都是从科学的统一性这一假设来说的”。如果放弃了这种统一性，科学研究还会剩下什么？

选择的办法是把科学与实用分开。接受这种办法的后果将是两者都遭到毁灭。实用的知识将被教师拒绝，而且在后半生中也难以领会；科学的知识将为大多数人所忽略，因为它缺乏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利用的因素。老于世故的人、学者、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将会失去他们的共同讲台，世界将会变得浅薄。[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