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点，亲身参与巴黎和会讨论的麦金德倒是直言不讳。他尖锐地抨击国际联盟的五大国协商制度只是徒有其表，“不足以阻止它们之中的一两个争取霸权。”“说不定各较小国家有鉴于这次事件所暴露的赤裸裸真相，将设法各自联合。”他鄙视威尔逊的和平主义理想，亦如他当年鄙视威尔逊的政治偶像格莱斯顿。“我们不能赶时髦；民主必须考虑到现实。”[34]直到1943年二战正酣之际，已至耄耋之年的麦金德曾回忆起儿时的一段经历：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

那时我还是刚刚进入地方语法学校的小男孩。一天我带回家一条新闻，那是从贴在邮局门上的电报得知的，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全部军队已经在色当向普鲁士人投降。英国人为之震惊，他们在精神上仍沉浸在特拉法尔加的伟大胜利和拿破仑自莫斯科溃败的振奋之中……美国也稳固崛起，进入大国之列。然而，它的崛起目前还只能在统计表中测量；虽然在我的童年，一些人已经对美国人的足智多谋印象深刻，因为我记得，在我们的教室中有一幅画，描绘“梅里马克”号和“监视者”号之间的战斗（发生于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笔者注），它们分别是第一艘铁甲舰和第一艘船面旋台炮舰。德国和美国就这样与英国和俄国并肩崛起。[35]

德国的崛起打破了维也纳体系英俄制衡的地缘政治格局，它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美国的崛起则代表了新的海权-陆权均衡，预示了后来的雅尔塔体系。麦金德说得很现实，和平的保障既不是人类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不是物质条件的发展，而是政治力量的平衡。

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当然分别来自于心脏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二者平衡的前提是不存在统一的内新月形地带。彼时美国地缘政治学家邓恩概括：

任何统一欧洲的计划都会把它们放在从属于德国的地位（不管协定的法律条款如何规定），因为除非德国沦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不然，它在大陆上仍将是最大的国家……

中国也同样还不至于有能力把它的统治扩张到全部亚洲沿海地区。[36]

总之，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都需要内新月形地带的破碎化，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这里无关乎民主宪政，惟关乎国家意志和地理空间。

索尔·科恩（Saul Cohen）指出，“将麦金德的观点放在历史与当代的角度看，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政策是以1904年及1919年的心脏地带世界领域为基础的。冷战后美国的均势目标更多的是对1943年全球观的响应。”[37]我们大可以在乔治·凯南、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的著作中看到麦金德的影子。看来，东方人理解民主和文明，不能仅仅从英美的民主理论家那里去学，更要从它们的战略学家那里去学。[38]比如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代议制政府》今天仍是我国高校政法专业的必读书目，但有几人会去顾及他强硬的殖民主义态度呢？[39]

Saul Bernard Cohen《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麦金德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毫不掩饰地向世人展现了帝国主义海权文明的政治本性。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曾一语道出西方政治体制的两重性：

一张脸是民主的、民众的，关心民主合法性，并争取大众对政治秩序的支持；另一张脸像卡西乌（Cassius）一样精干、野心勃勃，而且是自由主义的（取其经典的意义），负责资本的积累，并保护执行积累的机构。[40]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庶几反映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外学与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