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什么又是市场理论？这恐怕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家需要重新审视并予以充分关注的重大理论命题。因为，若是讲市场理论，不能仅仅讲分工竞争机能，恐怕还要回答市场是如何形成的、市场是否是公共品以及公共品的发展与演化、公共品与政府关系等等内容。因为，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各经济体的市场经济，都不是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述的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各经济体的市场经济不同程度上都是如萨缪尔森所说的“混合经济”。而这一命题是斯密当时不曾关注，却恰恰又是当代经济学人每天面对且难以取得共识的重大的现实命题。

受此启发，在理论创新上，笔者非常欣赏经济思想史上的两位“大家”——罗宾逊夫人和熊彼特的思想胆略和智慧。当他俩发现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诟病后，两人敢于从“新古典主义的华贵锁链中解放出来”。前者试图“将马克思解释成凯恩斯”，后者试图“成为另一个马克思”，即都想通过融合新古典思想和马克思经济学来改造主流的现代经济学。

笔者认为，理论创新不仅需要勇气，需要理论功底，更需要智慧，需要灵感。有时恰恰在汲取、融合争议对方的某一思想亮点时(可能是一个观点、视角、方法)，脑洞顿时打开。因此，主流经济学派要积极面对而不是拒绝、躲避“非主流”“异端”的挑战。对于传统政治经济学而言，“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发生了动摇，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政治经济学如何发展和创新？我认为，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同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整合或综合，这是一个头等高端的问题”。这是一个经济学研究者的开明态度。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若要想在较宽意义上的一般性理论方面真正创造“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绝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要形成独特的、系统的思想体系，符合一定的范式要求，需要学习马克思、马歇尔、熊彼特等学术大家，善于从前人积累的知识宝库中汲取养分。

退一步言，在此方面，大可不必先冠以“中国”字眼、自设框框，束缚自己的思维，而是应借鉴思想史上的历史学派、老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大胆创新思维、寻求逻辑自洽、自成理论体系。尽管这些学派思想可以不被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但这些学派的经济思想都可称之为人类思想史上的瑰宝。

3.把握好理论创新中的层次性问题。局部理论的创新与理论体系的范式革命都属于理论的创新，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基于中国40年高速增长经验进行理论抽象，可以充分运用中国和其他经济体“持续高速增长”“穷国变富”的历史材料，重点侧重在增长和发展理论的创新上。但是也不排除由此启发，由局部到整体，以此扩展，通过批评和融合人类经济思想史上以往的多流派思想，进行颠覆性的范式革命，重建一个解释经济世界的理论体系。

如果是较为集中地基于“高速增长”“穷国变富”的大量事实进行理论创新，事实上又存在从不同学术流派视角出发的创新。可以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说、方法，创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是基于现代经济学增长理论或新制度经济学，丰富发展原有的分析框架;也可以是基于奥地利学派或经济演化理论等思想，从其他视角寻找增长理论秘诀。在不同学派创新竞争中，形成对“穷国变富”的新的理论解释。

历史上一系列“穷国变富”的案例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更新（图片来源：网络）

但是凡此种种，如果是成功的创新、并最后能被历史验证且为学界所承认的学说，笔者认为，恐怕这种理论本质是一种在全球化条件下，“穷国变富”、国民财富明显增长的“赶超理论”。冒昧地说，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非均衡理论”而不是“均衡理论”，与解释市场机制成熟国家运行的现代经济学增长理论肯定是不完全一致的。

因为，观察自18世纪以来的全球经济史，不能忽视的是，有三个维度是始终贯穿前后又不被主流经济学所关注：一是近代全球经济史可以说是一部围绕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是穷国变富、富国变穷，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更替的长周期环境);二是一部货币信用与金融危机史;三是一部主权国家内市场机能这一公共品内容不断丰富发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史。

这三者的纠缠、交错与发展，构成了世界经济复杂运行的恢宏历史画卷。现在，要在21世纪这一时点的经济全球化下寻找中国“穷国变富”的理论秘诀，恐怕同样既要了解历史上资本主义初期的英国保护主义，后来德国的历史学派，美国汉密尔顿时期的“美国学派”，为什么、又是如何成为该国当时国内政策主导理论的非偶然性，还要了解全球经济史中“三个维度”的延续、交错影响及其演化的当代特征。

由此可见，探究“中国奇迹”秘诀的理论创新，难就难在一开始如何认识、界定创新理论的层次问题。即，是明确研究解释中国问题的理论？还是研究解释世界性问题的“理论一般”？是研究局部的增长与发展理论？还是研究经济学“范式”中的增长与发展问题？

然而，分析一国经济增长，历史上客观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事实：一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二是小国由穷国变富的增长;三是大国由穷变富及其引起世界中心国更替的增长。如果想在更长的历史视野下解释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一国或诸国由穷变富的历史，其实就是同时在研究富国变穷、中心国实力相对减弱这一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历史。若是从此理论逻辑出发，恐怕解释中国奇迹的理论，也许就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了。这也许是对中国学者理论创新或者说创建中国经济学真正荣光而艰巨的挑战。

4.创新理论分析应与工具分析相并重。“经济学不是数学……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方法的工具。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sss。在此方面，历史上有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出版时烧毁数学手稿的精彩故事。但借助于数学语言和计量经济模型等工具，毕竟可以使理论逻辑推理更加严谨，实证分析更具普遍性、可靠性，这也是经济理论科学发展的必然。

因为，不管你是否认识到，客观经济世界是由一定的经济要素(或元素)组成，呈现结构的特征，据此才能作出判断性描述。然而，各种要素又是具体的、可量化的，是变量。即，经济世界既可以定性，又可以定量。因此，经济理论要能正确解释、预测复杂的经济世界，能既定性分析又能予以定量分析的理论，肯定是上乘的理论(这里排除既有定性，也有定量的分析，也许是错误的分析)。

其实，当代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也并不是一味解释排斥数理分析的工具。目前，国内一些学者根据马克思经济学说原理在实证分析当代中国及世界经济时，往往已在大量运用数理分析的工具。因此，当今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不管是源于哪个学派，侧重于哪个理论层次、视角，都应坚持定性与定量分析并重的原则。

5.理论创新要聚焦于理论思维。理论创新既不同于经验总结(包括经验的实证分析)，也不同于改革开放政策史的总结。理论创新思维关注的是概念及逻辑演绎的改善与严谨。理论研究者与政策研究者是两种不同的职业，尽管有时同一人可同时从事以上两种事业。

但在当今中国社会心态较为浮躁的环境下，则更应呼吁鼓励理论工作者应有定力，不去羡慕被当下各种媒体和民众追捧的对“热点”问题不时发声的政策研究者。学者要学会孤寂，孤寂有利于思考。集中精力反复咀嚼同一问题，一个人将有更大的可能性抓住自己的经济学创新直觉。

聚焦于理论思维，同样不应忽视经济政策史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基于17世纪科学革命后的英国经济思想发展，突出的是模仿自然秩序，强调演绎。德国传统的辩证哲学思想，则重视历史，强调从历史中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