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上，一个人口小国、非中心国家与一个人口大国、能冲击中心国家的穷国变富的过程相比，对世界经济运行与秩序的影响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反过来，这一影响对正在由穷国变富国的经济运行秩序同样在产生博弈性冲击。经济思想史上也曾出现过“大国发展模式”“大国模型”的讨论关于。此背景下，寻求增长秘诀或理论建模中的考量因子，现有现代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模型并不能覆盖。这一系列也许正是我国当前对“中国奇迹”理论总结中认识不易统一、分歧多多的一个未曾深入探究的重要原因。

40年的“中国奇迹”本身就是一口挖不尽的“理论深井”（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四)不同的研究对象、概念体系和语境，决定了“中国奇迹”会衍生出不同的经济理论

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在马克思、亚当·斯密、马歇尔那里，甚至在萨缪尔森教科书中，两者基本上被看作同义词(吴易风，1997)。但从学术脉络的承续发展看，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对象之路是越走越泛了。

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研究的目的，重点是揭示资本主义这一种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消亡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期。当今中国，提出并坚持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出现了许多与马克思当时分析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其经济运行所不同的现象。对此，理论上如何解释、发展？这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挑战。

学术界公认源自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国富论》研究的内容正如书名所诠释的，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国富论》对资本主义总体经济运行进行了完整刻画，实事求是地说，“在他自己那个时代里，这是最全面的分析”。至此，以上两位巨匠的经济学研究尽管出发点、落脚点不一样，但研究的对象范围是总体，是总体经济的运行与国民财富的增长。

到了新古典的马歇尔那里，经济学研究对象发展成了“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突出了研究总体的基础——微观、个体。到了1932年，莱昂内尔·罗宾斯发表了在当时学界影响很大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在定义了经济学为研究稀缺手段配置的科学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开始进入了“演变的一个阶段。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之后，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是越来越泛，发展到研究歧视、犯罪、自杀、离婚等行为，出现了被冠以“经济学帝国主义”称号的现象。加上后来经济学教育中出现的轻思想、轻理论、重数学工具倾向，最终导致2000年法国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提出要反思经济学、经济学要革命的口号。甚至在物理学界盛传这样一句奇葩的话：“若想拿诺贝尔奖，就去研究经济学”，极端讽刺了经济学到20世纪后越来越彻底数理化的倾向，认为只要数学好，就能拿诺贝尔奖，懂不懂经济学原理已不重要了(黄春兴，2015)。

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等其他学术流派对经济学研究对象范围有另外表述。仅以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相比，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决定了他们运用的概念体系、阐述的原理及其语境也不同。具体说，同一价值、资本等概念，在马克思、马歇尔及西方现代经济学中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在总结中国40年奇迹理论时，由于作者有意无意往往受着自己头脑深处先入为主的某一理论、思想的支配或影响，运用的是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学理方法，其结果是对“中国奇迹”这一同一的研究对象，产生了不同的理论阐述。因此，在不同的范式、概念和语境之下，常常出现“鸡同鸭讲”，甚至互不服气的现象。可以说，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学界产生过多争议的一个突出原因。

因此，在当前，势必需要强调，研究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消亡规律的马克思经济学，要突出研究如何迎接当代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经济新发展的挑战。擅长研究“资源配置理论”的现代经济学，要突出研究如何迎接由政府干预经济向市场机制过渡(转轨)中经济运行的“现状”与“演化”、非均衡与均衡间的更替等方面挑战。

三、如何进行总结？

(一)对中国经济学、中国学派等提法的理解

林毅夫在1995年曾预测：“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壮大，关于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等提法，频繁出现在各种理论文献中。从学术视角看，这一系列提法具体指什么内容？有什么差异？这既是抽象中国经验背后的理论首先应搞清的问题，同时也是开展学术讨论的前提。

根据笔者的观察与理解，下面的讨论首先假定，迄今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甚至中国故事等这些提法，在没有特别的说明下，这若干概念定义一般都是从经验角度而不是从理论角度在进行总结，故不列入下文的讨论范围。至于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提法，虽然都冠以“中国”两字，但在不同的作者笔下，其概念定义与理论含义还是不完全一样的。究其内容，可归纳以下三类：

一类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其理论范式、学术脉络和概念是很清楚的，是基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一类是基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要创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自然，分析时运用的概念、语境等归属于现代经济学。这类文献有时也不排除以中国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概念出现，但主要是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如一批“发展经济学教程”书中所涉对中国高速增长分析或“中国奇迹”解释的理论内容，基本上都可以归属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