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夏斌】

进入2018年，对中国14亿人口大国，连续40年GDP年均增长9.5%这一被称为“中国奇迹”进行总结的文献日益增多。但是迄今对形成“中国奇迹”的理论秘诀是什么？认识并不统一。为什么？本文从一个经济学人的角度，谈谈对我国当前理论创新观察后的一些思考。厘清这些问题，也许有助于学界面对中国40年来恢宏、复杂的历史素材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抽象与创新。

一、总结什么？是理论还是经验？

对“中国奇迹”总结什么？这是当前对中国经济奇迹40年总结中首先碰到的问题。

迄今，各种书籍及相关文献已数以千计，多数都在说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其实粗粗分类，却可分为两类不同性质的文献。一类是纯理论性文章，另一类是经验性总结文章。而且，大多为后者。诚然，这两类文章相比，不存在是与否、偏与正的问题，只是人们对经济世界的两种不同理解。但是，理论与经验，从认识论而言，毕竟具有不同的含义与意义。本文的重点是探讨理论这一知识形成中的一些问题。

(一)科学理论应该是理论一般，经验是可参照的

理论，是人们基于从日常经验认知中不断进行归纳与解析，抽象出一定的概念，按照自洽的逻辑形成的概念体系，是概念的逻辑集合，是反映事物本质的联系。理论往往有一定的范式要求，具有一般性。

例如，经济学中的分工、供求、市场交换等知识概念，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出于不同的分析要求，可能会赋予有差异的解释，但是作为千百万人无数次观察的结果，作为一种存在状态，以概念抽象表述的事实本身，是相同的，是无须证明的，因此，可以说具有一般性。

经验，是人们基于成功达到某一具体目标要求所总结的知识、技能、途径、重要策略或者说经济领域中应采取的政策与制度。经验也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其意义表现为具体两种事实的前后关系，自然有供他人参照的意义。但是经验受时空条件的限制较多，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或局限性。

如在经济学中，穷国在发展“起飞”阶段，针对普遍的储蓄不足和外汇短缺这一“两缺口”情况，利用外资可推动实现“起飞”，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然而，针对不同国家、起飞初始阶段不同的经济结构等情况，在利用外资策略和政府初期的干预政策方面，如外债的规模、期限、种类、币种、利率结构和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工业园扶植的具体扶植政策上，仍会有差异。

因此，尽管上述经验是一国甚至是数国经济增长中极为珍贵的认知内容，能成为他国发展的参照物，但是从哲学认识论角度看，仍未归属或完成经人们合理抽象而形成的系统的知识概念体系，不尽符合一定的逻辑自洽的“范式”要求，只是对事物现象或局部因果的认知。

“经济学”至今仍是一门备受关注但富有争议的科学（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今，人们之所以对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理论是否具有可重复检验特性表示怀疑，主要有三种理由：

首先，现代经济学本身存在明显的不成熟性。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产生远远迟于物理学、生物等学科，迄今是一门相对不成熟的学科。与其说偏重于经验科学不如说更偏重于历史科学的经济学本身还在不断发展，有个自身“不争气”的因素。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后，被西方认为主流的现代经济学被引向了数学演绎建模的优雅的形式主义极端，反而对世界上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往往没能做出令人满意、普遍认同的解释和预测。

这不仅招致了各学说流派乃至社会各界的批评，也招致了被经济学界公认的当代一些主流著名经济学家的批评。世界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布劳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经济学患病了”;一些诺贝尔获奖者则是叹息，现代经济学“武断的假设引向……毫不相干的理论结论”;科斯也曾说“现代经济学是漂浮于空中的一种理论体系，与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没有多少关系”。另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斯蒂格利茨、罗默等人的尖锐批评，人们更是耳熟能详。

其次，现代经济学派中的一些人，出于傲慢或意识形态的偏见，唯视数学演绎建模方法为科学，视马克思经济学、历史学派、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等等为“异端”“非科学”。这样一来，相对于自然科学中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本来就发展滞后的经济学，在各种重大经济命题上，整个经济学界内部又分歧重重，甚至产生“10个经济学家往往有11种观点”这一被人取笑的现象。

自然，在非经济学人的眼中，前述发展中的“不争气”加上“窝里斗”的外溢效应，让外界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具有“理论一般”的性质吗?

再次，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研究不同。

前者是对现象进行概念抽象后的事物本质规律的研究;后者是基于一定的理论框架运用予实践时的政策、制度的研究，是把在理论抽象活动时曾剥离、曾舍去的因素又回归、恢复到具体的政策制度研究中，扩展经济实践中具体的过程、细节的研究。然而，在现实中，本擅长于纯理论的不少理论家、教授，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往往也热衷于研究现实复杂经济现象。

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又限于材料掌握的局限以及对不同于理论研究的政策情况掌握不多，实践经验又欠缺，将理论直接简单套用于现实，混淆了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差异。因此，提出的政策观点不能正确解释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严重影响了经济学家群体的声誉。这进一步使人们对经济学是否一门科学产生了重大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