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笔者依然认为，古典经济学产生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快速增长。这种由人的行为所主导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二三百年来经济学家对经济科学知识的探索与积累不是毫无关系的。客观上进生产力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经济制度、秩序、政策、法律的形成，是与前仆后继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对经济社会长期的研究、争论以及最后的理论选择密切相关的。

古典经济学出现以来，全球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说明，人们尽管可以对迄今的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仍存有疑问，但从总体上丝毫否定不了无数经济学先辈(包括主流的和各种非主流的学者)共同艰苦探索所积累的不断逼近真理的这一知识硕果所具有的理论科学意义。实际上，经济学先辈们在构筑一般性的理论科学大厦过程中，已经堆砌积存了大量的知识“砖瓦”，尽管此“大厦”还未最后“封顶”。

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始终处于人的行为与客观经济社会共同作用下的动态过程。自然，反映这一过程的理论，其科学的成分本身必然是处于不断被补充、被丰富的动态过程中。而且，经验与理论之间也不是决然割裂的，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是相互联系与转化的。

因为，“没有一个理论是静止不变的。正如人们使用理论来处理和改变他们周围世界一样，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也在改变着人们和他们的理论。当新的经验出现后，人们就会扩展他们的理论以解释这些新经验，为它们赋予某种含义或异议。……建构出一种新的联系。理论就是以这种方式增长和变化的。”

这样一种变化不仅在经济科学等各门社会科学中，即使在物理学等各门自然科学中，又何尝不是？正是人们对以上真理相对性和经验与理论之间相关性的认识不足，增添了人们对经济学是否一门科学、是否存在理论一般的疑问。

(二)众多文献在总结什么？基于哪些视角？

基于以上对理论与经验的认识，观察目前海内外对“中国奇迹”的总结文献，左图右史，不计其数。稍细分析，首先，可分为理论和经验两大类;其次，即使是理论文献，同样还可从经济学说史上不同学派角度进行细分。

1.在经验性总结方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教授(Michael Spence)等人曾领衔撰写的近百万字巨著《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是一部代表性著作。尽管此类由著名主流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验的书籍很多很多，可以说这本著作是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中一本极有分量的经验性巨著。因为它是受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发改委的委托，就中国经济中长期战略和“十二五”规划进行的研究。

该书汇集了来自全球20多位不同国际著名机构、拥有不同经验背景的顶级经济学家。研究初稿征求了国内众多部门负责人与著名经济学家，最后送达中国政府“十二五”规划(建议)起草组成员征求意见。起草组是一个以总理和副总理为首的极为重要的宏大团队，有70多位部长和专家学者……。

这本书尽管有理论的实证，重点仍是从经验、从政策角度进行总结。对“中国奇迹”的总结重点落脚在“中国经验”的总结，归结为5条：充分利用了世界经济;维护了宏观经济稳定;保持了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拥有负责、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

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奇迹”的经验，与二战后25年或更长时间内维持GDP年均增长7%以及甚至超过7%持续增长的、分布在亚、非、拉各洲的其他几个国家或地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看出，该书作者是想竭力说明这五条集中了中国几十年成功的经验，是可供他国参照的宝贵经验。而且，其中第五条“拥有负责、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的内容，明显是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极不赞同的，也是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关于增长和发展理论建模中不可能出现的要素。

“拥有负责、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是“中国奇迹”的一项重要经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国内关于经验总结文献更多。如刘鹤曾总结了“中国奇迹”的六条经验：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金融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而作为党的重大决议的总结，一个重要线索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节点上，党中央都发布了经集体讨论、反复推敲的重大经验性的总结文献。

2018年12月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将我们“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以及“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概括为九个坚持：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对“中国奇迹”经验的认识肯定远不限于以上所述，但从斯宾塞等和刘鹤的总结中已可明显看出，总结“中国奇迹”的重点，首先是经验而不是理论。他们的总结不是创新新的知识概念和思想体系(抑或马克思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或其他学术流派)，而是基于前人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证、阐述中国创造奇迹的具体原因。

其次，在经验分析中主要在讲经济，然而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或经济学领域。斯宾塞的第五条强调了政府的作用。刘鹤的六条中除第二、三条讲经济外，其他的是从政治、社会、政府、文化等方面阐述了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两文的经验总结既不限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也不完全限于经济学领域的分析，倒是可以说有意无意地落入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关于“两个基本关系”的经济学说，或落入了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经济是嵌入社会”“经济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的分析框架中(波兰尼，2001)。这正恰如熊彼特所说：“典型的经济学家和典型的社会学家对于对方在做些什么都知道得很少”，“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就进入了经济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研究了。

近期，在中国社科院“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智库论坛”上，张卓元(2018)回顾了40年来改革主线是企业改革主线？价格改革主线？还是企业与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与经济运行机制两条主线共同推动？依其内容可观察到，这类文献重在改革逻辑的总结，阐述改革阶段的演变、改革重点和策略的选择。当然不排除在偏重于经验总结时在改革政策与策略取舍背后有零星思想的阐述。因此，这篇文献总体上可归类为改革政策史的总结。

2.在理论学术总结方面。在这方面，有被海内外文献高频引用、荣获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创新M-U型组织理论的钱颖一、许成钢，他们以中国伟大实践为案例，去求证、发展主流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当然，基于西方主流分析框架的总结文献远不限于此，还有张军、王永钦、宋铮等等很多学者的大量文献。这一类文献是当前最“大众”的，即基本上都是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或去求证现代经济学、或在改变某些假设条件后去丰富发展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内容。

在被西方现代经济学视为非主流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国内的理论总结文献是相当活跃且相当多。有的偏重求证、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如程恩富、张宇、马艳等)，有的偏重于德国历史学派、国家经济学(如何新、高德步等)，有的偏重于奥地利学派(如张维迎、冯兴元等)，有的偏重于转轨、过渡经济学(如樊纲、张宇燕等)，有的偏重于新制度经济学(如张五常、盛洪等)，有的偏重于演化动态经济学或演化经济学综合(如贾根良、杨虎涛等)，有的偏重于创新复杂科学经济学(如陈平、沈华嵩等)，有的偏重于创新结构经济学当然从思想流派渊源看，新结构经济学主要仍可归属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如林毅夫等)，还有以更宽的历史视角，偏重于经济、社会、精神跨学科综合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如汪丁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