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且，这一检验不是一个国家、个别国家的检验，是大多数国家的历史检验。典型的案例是，被赞为增长经济学研究前沿的、最近获得诺奖的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和阿西莫格鲁的“包容性制度”“制度漂移”等思想，能完全解释中国增长奇迹和世界上其他“穷国富国”的增长问题？又具讽刺的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2003年刚刚自豪地宣称：宏观经济学“对抗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被解决了”，2007年却发生了美国次贷危机，主流宏观经济学对此又如何解释？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海啸席卷全球（图片来源：网络）

同理，如何解释和刻画当今世界的危机现象？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凯恩斯的危机理论、还是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或者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这是一个仁者智者在无休止争议的问题。可见，在当今正处于学术争论远远大于学术稳定、纷纷呼吁经济学要反思、要范式革命的历史时期，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全部内容是否普适的问题，要持特别谨慎的态度。

因此，肯定经济科学，并不意味对前人先辈的全部思想在不顾今天经济发展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去不打折扣地顶礼膜拜。同样，既然承认经济学是一门发展不成熟的科学，主流经济理论中的内容又未必全是普适的，那么就更不能简单地用主流经济理论作为唯一的标尺，去衡量旁人理论文献的正确与否，局限自己对他人理论是否具有创新的判断。特别是在当今，在海内外主流学术刊物欣赏优美数学建模形式文献并主导话语的时期，更需警惕对点滴的创新思想萌芽、观点乃至不成熟理论的嫌弃、疏忽甚至于采取排斥态度。应该看到，这恰恰是当今“中国奇迹”理论总结中不易达成共识所处的险要的学术环境。

(三)未认识到用不同标尺分析，存在反映不同经济世界的理论

无数事实证明，只有从分解到综合集成的研究，才能较正确地把握被研究对象。因为，往往被研究的对象在被分解为一个一个“子系统”时发现的规律可视为真理，但在“众多”子系统相加为集合系统时，原有的真理未必就是真理了。如“生物圈是一组织层层嵌套的复杂系统体系，每个层次的生物系统都有其特殊的进化规律”。同样，牛顿定律之后的爱因斯坦新发现，并不意味否定了牛顿定律在一定条件下适用的真理性。

同样道理，将“中国奇迹”形成的动力、演化机制置于现代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资源配置理论、研究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学理，包括最新前沿的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能完美解释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吗？固然，中国40年奇迹可以部分归结为不断追求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和罗默的“增长因子”，是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肯定不是全部。那么又是什么?

笔者认为，观察经济世界若同观察物理世界，无非是两个视角或问题：一是状态，二是过程。比如，新古典或现代经济学突出研究的是均衡，描述的是暂时的“状态”;奥地利学派重点研究的是时间，描述的是“过程”。总结中国40年的进程，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是转轨，是制度不停地演化;是非均衡，是一个不断从非均衡走向均衡，又从均衡走向非均衡的过程。

据此，似乎奥地利学派的学理更能贴近解释中国奇迹问题。然而在此方面，奥地利学派的学者迄今又未出现为各派学者所信服的文献。因此，目前对“中国奇迹”的理论总结，学者中多数仍然偏重于从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或从转轨和过渡经济学，或从新制度经济学，或从演化经济学、自组织理论中去纷纷找答案。

这些研究现象说明什么呢？

一是，客观经济世界是一个系统。系统是呈现结构状的，“结构”是复杂的，是多维的。选择不同的标尺去看经济世界，反映经济世界本质的理论肯定是不同的。形象地说，客观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秩序是可以分层的，经济理论也一定是可以分层次的(在非理论经济学的应用经济学名下，众多的领域分类可以明显为例)。因此，反映结构经济世界中某一视角分析的某种经济理论是有一般性的，但未必是能反映全部经济世界内容或者以其他标尺所能看到的内容。

二是，以均衡为主要分析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反映了市场机制较成熟国家的运行“状态”，肯定难以完美解释一个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不成熟国家的市场机制，特别是处于高速追赶时的“动态”的“过程”。

三是，以西方主流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总结中国奇迹背后的理论，哪怕是“最现代”的、“最前沿”的，仍是囿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衍生的增长和发展经济学这一层级理论在寻找答案。然而，过去20多年内，在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带动下，非常热门的经济增长领域给全球学术界形成的客观印象是那么多经济学家都在“试图找到一个法宝能让穷国变富。许多次，我们都认为已经找到了灵丹妙药……不幸的是，一切都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由此看来，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更没有理由去傲慢地排斥“非主流”对中国奇迹现象的理论思索。

笔者相信，以不同的标尺或视角看经济世界，会形成不同的理论。由此，对于一切试图对中国40年奇迹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人来说，倒是应敢于去大胆怀疑，不必在乎看主流理论的态度。

在笔者看来，不管中国历经40年辉煌之后会出现何种变化，不管是被称为过去的经验还是未来可能会显露的教训，40年本身就是一口挖不尽的“理论深井”，能给理论创新的中国经济学人提供理论抽象的深厚基础。尽管一国经济的崛起未必一定能够产生影响人类经济思想史的“大家”，但是应该有信心看到，我们有独特的便利，有亲临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大国崛起的历史事实与经历，起码客观上给我们的创新思维提供了熟悉的土壤，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今天，对“中国奇迹”秘诀未能形成较公认的解释原因，恰恰可能是人们囿于头脑中长期形成的思维导图，未发现新的“标尺”“视角”所致。也许是主流与非主流经济思想中的诸矛盾、诸亮点的融合，也许是理论创新中被人讥讽为理论“非自洽”、不成熟之处。这些是否恰恰是解释穷国变富、一国经济崛起秘密的理论种子和重要线索？